往事｜从小马到老马——关于马玉如的求艺历程

近日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长乐未央——马玉如的艺术与心脉”展览，呈现了93岁的马玉如先生油画、水彩作品123件，意在通过其画作、手稿、笔记等形式，展现其艺术与教育思想的痕迹。其中颇有意味的一件展品是马玉如夫人李庆芬所撰的手稿《从小马到老马》，文末记有：“始终叫他‘小马’的人已所剩无几，自身也到了近九十的老年，体力不再有外出写生的可能。画面上却仍那样雄浑、苍劲、生机勃勃，仍对美有十分的敏感。大幸！！”

马玉如，1931年出生于杭州，早年师从倪贻德、苏天赐、胡善馀、关良诸先生，后毕业留校任教。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美术教育家。

展出的李庆芬手稿

在十七岁时进入“西湖艺术研究所”之前，被全家昵称为“油豆腐阿六”的他，就是个幼小已经木佬佬喜欢画儿的人了。

在1945年的一天，官巷口的“思仁堂”（教堂，今仍在）看著名现代派女画家李青萍作品展。对比极为强烈的色彩，奔放大气的笔触，至今还印象至深。可以想象当时一个十四岁少年所受震撼之程度！

国立艺专于1946.10重返孤山校园。对不时看到在湖边写生的学生，个个让他佩服和羡慕。心里想学画，做画家的愿望越加强烈而得到老师和兄长们的积极支持。他就读的“中山中学”美术教师都老师也曾是艺专学生，故而带领着分别去住在小车桥的汪日章校长家和住红门局的潘天寿（前校长）家进行拜见。希望给予旁听生资格，均未获同意。二哥汉如陪同到北山街“新新饭店”附近的丰子恺先生寓所拜访，受到热情礼貌的接待。但谈及学画一事，丰先生很诚恳地说：“总要先觅得生计再说。”（仅靠画难以生存之意）……直到17岁时的夏天。

1948年7月，艺专西画教授倪贻德先生因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以“潜伏异党分子”罪，命令校方对其解聘。倪先生在汪庄（现西子宾馆）租房开办“西湖艺术研究所”，同时登报招生。大哥菊如毅然承担一切费用，让六弟弟终于有了正式学画的机会！

来自各地学员二十来人，除同住杭州的丁慈康与他同岁，其余的均大于他们，有的甚至大十来岁。对小马、小丁很照顾友好，但因年龄差别，除上课，交往不多。

马玉如学艺第一张水彩画，画于孤山

面对石膏头像，手拿木炭条和馒头块（当橡皮用），虽然强烈想学画，因从不知素描为何物的小马，不知如何去写生。而每天上午来的倪先生也不讲课，只是让他们画。等差不多画完了，逐个地改。至于为什么这样改，就由学员自己去领悟。他渐渐认识到，头像的耳朵原来与眼、鼻、口不在一个方向的面上，眼睛不能只画上下两条线，里面是个球体……一步步理解和掌握对象的基本体积、动态和特征。倪先生高度重视基本形体，抓住大体，反对琐碎的观点给予学艺小马这“第一口奶”，在几十年中影响着他的教学和绘画。这样的学习到1949年春。

马玉如油画《华枝春满》

马玉如油画《鲜花》

马玉如油画《似锦》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倪先生受命为接管艺专的军代表之一，不再去汪庄上课。大部分学员纷纷参军离开。艺专学生们也热烈响应“参加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先后八十多人参军，又有许多参加地方上各种革命工作，共145人离校，占全校305人45%多。在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确定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文艺方针。周恩来亲自关心国立艺专的领导班子，并且提出学校要迅速培养普及美术人才，以应革命之需。

马玉如油画《山上人家》

马玉如油画《山川小》

马玉如油画《滨海的树》

艺专秋季招生130多，全校增至279人。强烈想做画家的小马跨进仰慕已久的艺术殿堂，自此再未离开一日。

9月开始上课，开学却是10月1日。11月1日补行开学典礼，热闹、隆重，许多领导出席。省军管会主任谭震林也来参加并讲话。

马玉如与苏天赐先生

新生分四个班，他们班由苏天赐先生（林风眠助教）任专业教师。上课之余，热情介绍欧洲一些艺术大师作品，如毕加索、马蒂斯等等。个性鲜明，不同的艺术特色，大大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提高审美能力。

从同学口中听到苏先生对自己“感觉好”（对美的敏感）的称赞，收到很大的鼓励。1950年春开学，他与小丁因已在倪先生处学过而跳到二年级（48班）。胡善馀先生任专业教师，关良先生也曾短时间上课。苏先生很重视线条的表现，更为感性；胡先生（留法）的色彩典雅细腻，重客观写生；关良先生（留日）主观得多，大笔挥挥很潇洒。各有明显的特色。强烈的兴趣是学习的最大动力。这一年中，课内课外的时间都用在了画上。

马玉如与胡善馀先生和学生小林

1950年下半年，全国雷厉风行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艺专停课一学期，投入批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如传统中国画一味追求笔墨趣味，轻视反映现实题材，创作中歪曲劳动人民形象，知识分子自我表现等等。特别严厉批判所谓的“新派画”，即部分师生对欧洲现代美术的研究和借鉴。在各级学生中重点点名几人为典型。二年级的周昌谷是他的同伴好友，另有三年级、四年级的陈积厚、翁祖亮和钱景长，一年级的裘伯浒，称为“新派画小集团”。（当时并没有小马，不知为何，几年后也被扩大进去，每逢运动来，都需做检查。）

那段时间天天大会小会批判，广播不停点名批，气氛肃杀。将绘画风格的选择等同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升到为人民与反人民，进步与反动的政治高度。与此同时达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林风眠离开了艺专。此前苏天赐被调出，更早是吴大羽教授被解职。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调离教学岗位，不得上课……

从延安及华北等老革命根据地来的领导和骨干强调绘画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以创作为主，创作形式为年画、连环画和宣传画及领袖像，年连宣（前三种艺术形式）的艺术手法为单线平涂。11月，国立艺专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1950年另一大事是朝鲜战争爆发，又一轮参军热潮，全院报名率高达99%！包括被点名批判的学生。小马也热情高涨，都准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上前线去。

寒假，与李震萍、何文元等几个同学参加省文联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诸暨一处丘陵地带街亭的农村，当时不仅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土匪多，不安全。但他干得十分起劲，那一口绍兴腔更成为开展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待春节后回校，正是学生会选举进行中，推荐他的广发贴在对面罗苑的外墙上，不久便选上当了福利委员。1951年上学期上课，他与周昌谷等专业好的同学们用功和努力。下学期的11月初，全院师生350多人到皖北的霍邱和寿荣参加土改工作。他因患疟疾（俗称打摆子）迟去一个月。同行的还有潘天寿、冯蔼然（冯公公）等共13人。行李铺盖雇独轮车，步行半月到达。年底，患胃病多年的父亲病逝（享年六十一岁），小儿子阿六无法送终。

1952年3月回校，他工作出色，受到表扬。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十一岁）

不久又停课搞运动。当时全国城市中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重点在经济领域）。而美院的表现形式是各级的院领导人人要在大会上向学生们支持资产阶级思想，一次通不过则再一次，而且省委宣传部长陈冰亲自坐镇美院。从部队来的画家王流秋先生当时任“运动办公室”主任。后来，“火”也烧到他头上。由研究生王德威接任。这次运动还导致一名蒋姓女同学自杀于宿舍楼中。

52年下半年恢复上课。十二月的某天下午，在与同学的追跑时突发口吐鲜血！躺在医务室，由老林护士整整陪护一夜。（那时家中没有电话，孤山没有公交车，市区里也主要黄包车，三轮车）

次日大哥赶来，由四个人抬着送进医院，一个多月后回家休养。虽然受到全家人关怀备至的照料，精神上总是时时想到是个病人。同学吴明永几次步行道社坛巷看望，动员他回校养病。因学校里为患肺结核病的学生设了集中宿舍，由校工送饭，伙食也较好。宿舍在孤山放鹤亭后山坡上一幢称为“一片云”的二层楼房，空气清新，同学一起说说笑笑，身体明显好起来了。

1953年秋季办了复学手续，开始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他到了51届班级。在休养时间，看了不少外国文学著作，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托尔斯泰的《复活》等。

1954年，绘画系分为彩墨画、油画、版画三个科。（1955年改称系）他到了油画科。从1949年入学，到1955年毕业，由49班跳到48班又退到51班，因病耽误了整两年！

1955年5月中，毛泽东断言胡风（作家、学者）等人是暗藏的反革命集团，全国开展肃反运动。毕业生离校前一一进行审查，小马定为“新派画”集团成员，有几个定为“反革命”，但允许其说明、辩护（后来的反右运动就不再有此机会）。他自己万料不到会被留校。先在校的苏凡办公室作张怀江先生助手几个月。附中（1954年开办）校长夏子颐先生找他，希望能去附中任教。1955年11月，全校恢复上课，来到附中与同届同学陈翔龙一起任55届新生的专业教师。毕业到附中部与在大学部工作的区别，一是“中学”不如“大学”好听，二则附中教师在第一线，要亲自上课。大学部做助教，轻松许多，而且以后可以评教授。所以先后不少人即使来了也不安心，尽量想法调到大学部去。而始终安心踏实在附中的也有好几个，他即其中之一。因为专业好，又认真热情，不久即担任专业教研组组长（另有文化课教研组）和教师团支部书记。附中校址在朱文忠公祠（现在的楼外楼处），大学部在外西湖十八号（现在的省博物馆南侧）。学生宿舍均在苏白二公祠（平湖秋月对面）。

二十四岁的老师与四十个十六七岁的学生，其实都还是大孩子。从1955年初冬到1957年6月一年半时间，除每天（下午半天）的专业课外，还在56、57两个暑假期间带55班学生到桐庐的芦茨林（后已沉入江底，为造水库）和诸暨安华的长江周写生。到上海参观“法国画家门采尔素描展”及“俄罗斯十九二十世纪绘画展”。参加56届的招生工作……。与学生关系很好。那时与学生一起写生，因其水彩画有个性，有特点，而被称为“马派”水彩画，很受欢迎而至摹仿。

1957年5月份，被领导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先后召开九次座谈会，要大家帮党整风，提意见，“大鸣大放”。也有某位领导找教师团支书的小马谈，希望能带头提意见（幸亏！！！）他那时实在没什么意见可提。6月开始，全国范围的“大鸣大放”定性为“向党猖狂进攻”，开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斗争，简称“反右运动”。在美院全部停课（附中一样）。大会、小会、大、小字报，互相揭发、自我检查种种形式。全院（除附中学生外）划右派达32人之多。大学部教师18人，附中教师2人，大学生11人（当时本科生213人）。院长莫朴开始，所有来自老解放区的教学骨干，业务干部也都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运动而停课直到58年3月才好一段落。时间之长，人数比例之多，领导层被打击面之大为全国少有。

他没划上右派，但听到的批评不少，如“新派画集团”“吴明永孤山小集团”。招生（56届）中为何那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写生中的松树为啥介细？房屋上方为啥有介大的石块？为啥介绍学生看《克里斯多夫》等等等等。反右运动让他胆子小了不少。附中学生虽不划右派，但也开除了两人。

1957年夏，美院从外西湖搬迁到南山路原杭州师范学校校舍。

1958年3月，全院停课开展“双反运动”，“红专”辩论，拔白旗（只专不红），向党交心，到处贴满大小字报，气氛紧张。

1958年5月，开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师生不仅投入赶画宣传画的任务，还在九月份参加大炼钢铁：陈列馆西侧（靠南山路）空地上建两座小高炉，全体师生不分日夜忙碌。饿了可以在大礼堂的乒乓球桌上拿馒头之类食物吃，睡眠时间很少。（瞎忙！）一派热气腾腾的模样。

还有所谓“除四害”运动，不上课，白天黑夜为完成消灭四害人物全力以赴。四害为：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58年大跃进，在校内招生方面表现为重点工艺美术系。新办民间美术系，工农专修班等。本科生由213人骤增至444人。附中招生也成倍增长。附中高三（55班）高二（56班）中共26人直接分到大学部各系就读，而毕业班高四却全部分配工作离校。工农专修班中年龄偏小者成为附中的58班。

运动过多，劳动过多，创作过多，打乱了教学秩序，降低教学质量。1959年上半年稍微稳定，但到秋天，中央的“庐山会议”导致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院内一些党员因提不同意见成了运动对象，称其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倪贻德先生为其中之一。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运动造成对工农业生产及自然资源的破坏，导致三年（其实不止）大饥荒，59年已现端倪，师生中开始出现浮肿病。

又：1958年6月，学院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

那几年，每人粮、油、肉、豆制品、煤、布等统统需要供应，教师学生食堂均要上交有关票证方能换成食堂专用的饭票和菜票。

商店的议价食品根本买不起，所以都处于饥饿状态，男生们更甚。有一男生因饭票买番茄的量高于米饭，而多吃番茄，导致胃破裂死亡……即使如此，师生仍要下乡下厂，且都与当地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次长则一学期，短亦一、二个月。

又：1960年冬，中央美院和浙江美院列为文化部直属重点高等美术学校。

1962年春，顾生岳、李震坚二位及他（全是附中教师，因专业好工作努力而批准）获得第一次写生进修机会。去西北至甘肃省南部藏族自治区的夏河县，著名拉卜楞寺就在那里。一个多月。后来分别开了个展。

1963年10月，学院又根据中央号召和省委，教育部，文化部的要求，组织师生121人到诸暨农训。1964年4月387人到上虞、萧山、东阳等处参加“以阶级斗争为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

后又提前调回杭州，部分师生投入宣传活动。他未下乡，在昭庆寺的“浙江省阶级教育展览会”画和布置，常至夜深。这二、三年中，课堂教学基本停止。阶级斗争之弦越拉越紧。

1966年5月，政治浩劫席卷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四旧”，声势迅猛，各单位领导将其属下的“地、富、反、坏、右”统统抛出，组织游街示众，让他们反穿皮袍、冬衣，头戴纸扎高帽，革命群众在后用竹扫帚押着，一队队不同方向，络续不止……凡穿尖头皮鞋、喇叭裤，统统剪破。各校“有问题”的老师学生受到辱骂、殴打，女老师则更被剪去半个头头发成阴阳头。他自衬难过此关，主动将家中有龙凤图案的菜碗打碎，老照片撕去，许多书包括三国、水浒等卖掉……大院邻居“矮子”告发，遭到抄家。唯一值钱的存折（120元）放在“毛选”书内幸存下来。他写信给还在乡下搞四清工作的我，要坐好思想准备，又请隔壁的陈贯时老师在他万一住牛棚时照顾老人和小孩。我复信中要他紧跟党员，不会错。谁料想形式大转。工人出身，党员的陈老师被殴打，住了牛棚。

前后遭批斗达50多人，审查40多人，受尽肉体摧残，精神侮辱，折磨，牛棚内未自保而互相揭发，伤害屡屡发生。

院长潘天寿不仅经受种种批斗，还让他下雪天跪在车上被家乡人批评，生病不得治疗。（医院不给“牛鬼蛇神”治）去世。

雕塑系主任萧传玖先生在长时间的关押、殴打、侮辱中自杀。（最后见到他脸色青灰，头肿得很大）。

倪贻德先生，长期的体力劳动和惊吓，去世。

附中职员黄芬（女），多次批斗、挨打。某天夜里，责令她站到凳子上去，刚站上，一学生即猛将凳子踢倒，她重重地摔了下来，不久即自缢于附中教学楼。

王流秋先生多日观也在宿舍楼梯下的男厕所内，不堪其苦，逃离出去，种种惊吓、饥饿终于到了云南边境，想回到他十九岁时离开到延安投奔革命的泰国老家去，不幸被当地发现抓了回来。以反革命罪逮捕，到进化的劳改农坊（遇见附中55班毕业后在浙报工作的付伯星，师生成了难友。原美院人事部杨xx早几年在此工作，对他们多有照顾）。

1969年秋，参加“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浙南平阳县的一处山区农村工作，主动承担在高山顶上一个点（自然村）开展宣传，晚上上山开会，下山回到住处常在十二点左右。每逢中央新的“最高指示”发表，他们要立即刻印，连夜送达村民家中。当地一直是极贫地区，生活条件很差。过度劳累导致在1970年初夏病倒。由徐永祥老师陪护回杭。

1970年代工农兵教学时期。

美院在1968年到1972年中，经历了最初先后两次招收省内工农兵学员，改名“浙江省工农兵美术实验大学”。工宣队、军宣队任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全院分五个连。统称“教学革命连”。搬出南山路校舍（浙江京剧团等三个单位住进）到桐庐县分水镇借房上课。大部分教职员到阳普参加新校舍的体力劳动。老年教授干些晒谷、养鹅的劳动。1971.9.13林彪事件后，形势有了变化。1972年夏天，绝大多数教职员拒绝下乡。学院重回杭州，阳普的校舍后来作另外处理（一天都未曾用过）。在回杭前后，院里组织了教材编写组。这段时间，“马教员”给那些来“改造大学”的工农兵学生上课。还曾受到表扬，所在班学生画得比其他班好。校长金一德来了解，他对金说实话：全由他为他们的画“收拾”了一遍。也曾受到质疑：人的牙齿为什么不是一颗颗画？树叶应该一片片看得清楚。某次，放素描静物，在一把军用水壶和一支军用喇叭旁，放了一枝映山红花，也受批评，赶快拿开……

《素描技法》

后来到了教材组，认真编，写了一本《素描技法》。

1977年高考恢复之前，除给工农兵学生上课，也给各种普及型的地方，军队美术班上课，为许多单位画大幅乃至巨幅的毛泽东像。露天里，爬高梯或脚手架在铁皮上画。高达三、四层。

1976.10月初，在去山西交城转道北京时，正是“四人帮”被抓之时。到交城为刘胡兰纪念馆作画过程中，听到不少关于刘胡兰被捕和牺牲前后的具体细节。（毕竟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即使有过害怕和流泪，仍是英雄，何必讳言！）

“四人帮”倒台后，开展“清查单位里的四人帮分子罪恶”。美院成立“院清查办公室”。他被安排在此干了近一年的时间。

1978——1983年中，在油画系任教。也曾去广西写生进修一个多月（同去有楼召炎、周寿年、陆放、姚巧云（女）诸位老师）。

附中在1981年复办。校长为吕洪仁。后因其患癌，1984年由小马（53岁了）任附中校长。几年时间中，为附中争取到经济独立权（原本附中的经费被大学部统一占用）和附中教师应同样有评职称的权利（先同意评副教授，后亦评正教授）。以及购进大量高质量画册充实校图书馆。平时也事事关心，和主动天天值夜班等等。

1985年1月8日入党。入党介绍人为刘建和安百利（附中支部书记）。同年获省教育成果奖。

1986年患病，住院治疗后回家休养。继续服中药调理。附中校长由附中55班毕业，又进油画系毕业的施绍辰担任。

1988年回油画系任教。1989.2月评为正教授职称。

1991年3月，赴阿尔及利亚与法国考察，参观卢浮宫、奥塞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等等，看到了几十年前苏先生介绍的那些世界级艺术作品。同行者为冯远和白仁海二位。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及终生津贴。

1966-1976年中，他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是“走资派”，不参加任何一派组织，认真完成各式各样的工作任务，没受到住牛棚，挨批斗的大苦。但整整十年，也没画自己的画！

1994年浙江美院附中60届校庆纪念

从十八岁进校开始到六十岁退休，四十三年。一个当初如何强烈想做画家的人，被各种政治运动占用了多少的时间和精力！作为教师，他又把所有的时间用在教学上，用在全心全意对所教在校学生或校外学生的关爱上。亦正因此而受到学生们对他的尊敬和亲近，成为朋友。从不向任何人开口求帮助，却在困难中获得主动、热情的大力帮助，如小加的心脏手术，宁儿的工作安排，我能去杭师工作等等，让他十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