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的古今变迁与跨国流动——第一届政治思想史青年论坛纪要

2024年09月20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政治思想史青年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淮海路总部101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政治思想的古今变迁与跨国流动”，设置“中国古今政治思想之变迁”“英国现代政治思想之展开”“德国古典政治哲学之源流”与“当代欧美政治思想之争鸣”四个单元。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苏州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三十余位青年专家学者参与本次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现场

开幕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曾一璇助理研究员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刘杰研究员致开幕词。他简要介绍了政治所的发展历程，并表达了对青年学术交流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鼓励。他认为政治思想研究在当代具有独特价值。当今，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大变局应该涌现更多新思想，这对于一个国家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特别是在快速变迁的时代中，政治思想的研究意义在于思索变迁时代中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方向。

刘杰研究员致开幕词

第一单元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副编审张蕾老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志宏研究员以“政治哲学之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范式意义”为题做了报告。他表明，传统文化的承续与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问题是近现代以来国内思想界争论的重要论题之一。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有清以降国势衰微，救亡图存的紧迫危机，使得思想界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现实关照性产生了严重质疑。这种质疑从最初的坚船利炮等器物层面，逐渐上升到制度层面，并最终落脚到传统文化层面。通过以政治哲学作为范式的当代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之于中国社会的现在与未来，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完善，都将作出无可替代的、更大的贡献。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魏朝利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古代中国的人民概念”。他指出，人民是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政治主体，“人民”是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在近代政治学概念“人民”产生和传入之前，“人民”概念在汉语世界中已存在两千多年。“人民”概念由分殊的“人”与“民”融合而来，并逐步演变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人民”作为一个概念，发挥了历史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作为一个经验概念，它的判断标准清晰明了、解释权不被垄断；其二，“人民”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秩序、政治结构与政治关系中；其三，作为一种思想客体，它是民本思想的被动承受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政治学系罗雪飞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政治合法性建构视角下‘孟子欲齐王行王政’探微”。他指出“孟子欲齐王行王政”是孟子在诸侯竞争白热化的天下格局中想到的极有可能破局的方案。从政治合法性建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可以发现孟子进行了三重合法性论证：历史合法性建构上强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为齐宣王代周而兴奠定时间上的合理性；政绩合法性建构上强调“定于一”，认为行王道可以建立“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的伟业，为齐宣王奋起承担责任注入动力；天命合法性建构上强调“革命”，为齐宣王实现“周齐革命”解除周朝天命长期有效的顾虑。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吴晓番副教授以“章太炎正名思想辨正：兼论‘正名’的另一种可能”为题做了报告。他表明，正名问题近些年来激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尤其是正名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内涵的重新发抉，旨在纠正有中国哲学史学科以来的“逻辑学”向度的“名学”取向。作为古文经学的最后大师，章太炎对于正名问题的考虑，不只是语言文字学、训诂学的考量，也是语言哲学、政治哲学的考量。章太炎的“正名”论不仅含有政治伦理意味的正名问题，而且比之前的“正名分”之正名有着更为彻底的政治伦理意义。章太炎在究竟的意义上讨论名何以能分，以及名分之名是否具有自性的问题，给伦理政治意义的名分之名带来彻底的革命性的理解。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鲍文欣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人性论上的‘乐观/悲观主义’与‘道路的政治’——试论一场未完成的对话”。他表明徐复观和张灏曾有一场关于人性与政治的未完成的对话，并主张这场对话应从“概念”“推理”“推理类型”三个层次出发来理解。在“概念”层次，需要开发更具共度力的工具，来沟通“幽暗意识”和“性之善恶”这两组概念。在“推理”层次，二先生的观点在共识之上存在分歧。在“推理类型”层次，二先生在进行政治哲学的推理时使用了“道路推理”和“非道路推理”这两种类型。二先生的根本分歧在于：徐复观认为“法治”的目的是保护人性论上的“目标乐观主义”；而张灏则认为这种乐观主义将侵蚀“法治”的基础。这场对话今天仍值得继续展开。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张树平研究员对第一单元的发言做了深入评议。他从论文内容和体量等方面高度肯定了与会学者的论文质量，并指出本单元五位学者的研究各不相同却又紧密联系。张志宏老师表明中国近现代哲学并非按自身理路发展而来，而是受近现代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在与社会政治的互动中建构而成。魏朝利老师在观念史的层面上解释了“人”“民”和“人民”三个概念含义的流变过程；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是，“人民”概念的流变过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是否存在关联。罗雪飞老师从政治合法性视角对“孟子欲齐王行王政”进行分析；有待继续思考的问题是，除了历史、政绩和天命的合法性之外，孟子思想中是否还有其他资源可以支持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吴晓番老师对章太炎正名思想辨正的启发在于，把正名思想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拉回语言学，最后再回到政治学本身。鲍文欣老师的研究从起点、过程到目标展开，围绕人性论上的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进行讨论，有助于更清晰还原徐复观和张灏二位先生的思想。

第二单元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编辑田润老师主持。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正萍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偷听过去的谈话’与唐纳德·温奇的思想史研究”。她指出，唐纳德·温奇常被称为“萨塞克斯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偷听过去的谈话”可以视为这一学派思想史研究的共同方法，即“将读者置于一个对过去思想谈话的知情偷听者的位置上”。这一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可称为“语境主义”，故而学界以此名称将其区别于同时代的“剑桥学派”。它的十大特征包括思想史研究的制度化、抛弃过去非语境的观念史研究方法、没有概念或纲领上的形式主义、同情地理解文本、反对目的论的或辉格史学的解释、历史是可以掌握的、横向而非纵向剖析历史切面的倾向、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等等。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周保巍副教授以“休谟自传中的三重叙事及其政治意涵”为题做了报告。他依据休谟临终前的一篇简短自传，从文人叙事、独立叙事和人格叙事三个方面揭示了一个形象生动、令人向往的休谟的启蒙人格。他着重讨论了四个问题：一是把自传作为一种独特文体类型来处理，把休谟的简短自传放在同一个类型的自传里面做一个集体传记式的研究，以此凸显自传文体的兴起与现代“自我认同”的建构；二是强调休谟自传中的“文人”叙事；三是强调休谟自传中的“独立”叙事，因为现代“文人”最重要的特征是经济独立，以及建立在经济独立基础上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四是凸显休谟自传中的“品格”叙事，以及这种叙事所建构的适应现代商业社会的新型理想人格。

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江伟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亚当·斯密论阶级冲突、教育与领导”。他认为亚当·斯密意识到商业社会存在深刻的阶级冲突。这突出表现为商人和制造业者联合起来压迫其他阶级，尤其是劳动阶级，以及包括后者在内的下层阶级对商人阶级的仇恨、妖魔化以及集体反抗。这一冲突与劳动分工对劳动阶级的负面影响，以及他们在城市化生活中的特有处境等因素结合起来，极大威胁了商业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鉴于此，斯密提出了其关于教育的建议。在斯密看来，有必要通过公共政策提升下层阶级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保护他们免受迷信和狂热的影响，减少对中上层阶级的妖魔化，进而将抗争纳入法治和理性的轨道。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张继亮研究员以“文本？语境？抑或视野融合？以对约翰·密尔解释为例”为题做了报告。他以当代学者对约翰·密尔的不同解读为例，重点剖析对密尔的三种解读路径，以凸显各个解读路径侧重的议题及启示。一是文本重构式分析路径的贡献在于整合密尔政治思想体系，以此解决文本内部以及文本之间存在的各种“冲突”。二是剑桥学派的解读侧重于密尔对当时现实问题或流行政治文化的回应，关注作为“公共道德主义者”的密尔。三是诠释学派认为，面对客观性日益丧失、相对主义日渐当道的状况，建立在个性基础上的密尔式至善论能更好应对这一问题。他主张，三种解读路径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与问题，理想的解读方式是将这三者进行“视野融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康子兴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文明的忧思：密尔论社会变革与新政治科学”。他指出，约翰·密尔既把十九世纪称为“文明时代”，又认为它是一个“过渡时代”。表面看来，这两个称谓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前者强调那个时代在财富、知识、社会联合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展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态势，也表达了作者对既有文明成就的欣喜，以及对未来进益的期许。后者则流露出一种失序的感受，展现出某种危机意识，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担忧。实际上，密尔围绕“文明”建构起历史哲学，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他对时代的欣喜与忧思便在此历史哲学中获得统一，在他对改革与进益的期许中走向和解。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关依然讲师以“从‘劳动分工’到‘分化’——斯宾塞社会进化论中的政治经济学修辞”为题做了报告。她指出，概念和术语的迁移，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和模仿的潮流紧密相关。赫伯特·斯宾塞在发展社会进化论时大量借鉴政治经济学的语言，不但采用“劳动分工”概念，还将其泛化为进化的基本法则，是生物、人、社会、人类文明乃至整个宇宙发展所遵循的规律。在斯宾塞思想形成的语境中，作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劳动分工”先是依靠同源、类比、隐喻等修辞由社会科学领域进入自然科学领域，尔后又以更具概括性和一般性的形态回到社会科学领域，完成了概念内涵的扩大。在这一过程中，斯宾塞将其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商业社会秩序的感知投射到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中。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周保巍副教授对第二单元的发言作了精彩评议。他认为张正萍老师的研究取名“偷听过去的谈话”非常形象生动，她对“萨塞克斯学派”的研究反映了“剑桥学派”所做的历史化和语境化的努力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普遍化的努力。张江伟老师对既往研究提出挑战，过去谈到亚当·斯密都讲“看不见的手”、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利益自然和谐等等，这种看法忽视了亚当·斯密对阶级分化与利益冲突的关注；因此这项研究突破了以往对亚当·斯密的传统解释范式。张继亮老师梳理了密尔研究的三种典范路径，其重要意义是提醒我们，中国学界的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研究都相对缺乏方法论训练，我们应该对各种研究进路保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关依然老师启发我们，除了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有影响之外，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也有影响，我们对社会的想象和理解也会渗透和投射于自然科学。

第三单元由《复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副编审陈文彬老师主持。同济大学法学院吴彦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如何理解康德《永久和平论》中的‘先决条款’？——论先决条款的核心要旨”。这篇论文指出，康德的哲学在根本意义上就是一种“和平的哲学”。在理论哲学上，他试图通过检讨人类理性的界限，结束之前哲学上所有的争执，从而为未来哲学知识的可能增进铺平道路。在实践哲学上，尤其是在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上，他把永久和平看成是它最高的目的，亦即作为“最高的政治善”。甚至于他的历史哲学，也是把法治之下的永久和平（而非人类的道德进步）看成人这个族类的最终归宿。这篇论文聚焦于对于“先决条款”本身的一种总体性理解，阐明这部分条款所要表达的核心要旨，并在此基础上阐明这部分条款与随后的“正式条款”之间的关联。

苏州大学法学院汤沛丰副教授以“康德国家统治权正当性论证的三元结构——欧陆与霍布斯自然法视角的融合”为题做了报告。这篇论文主张，康德对国家统治权正当性的论证分别运用了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模型。在吸收和改造这两种相互存在张力的视角的基础上，康德试图实现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规划：他按照欧陆近代自然法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由个人、社会以及契约论国家组成的三元结构，同时又借鉴了霍布斯的统治权证成模式，对欧陆自然法的社会观进行了重构，使社会运转模式趋向商业化和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黄钰洲讲师的报告题目是“自由及其背叛——费希特法权学说的黑格尔式检讨”。这篇论文指出，费希特在致巴格森的那封著名信件中宣称，他实践哲学的全部主旨乃是自由，他哲学的主张就是将一切人类行为都归溯到自由的自我规定。但是，这一体系却被黑格尔谴责为“一切自由的消灭”。这篇论文对费希特的法权学说进行了一种黑格尔式检讨，以表明在费希特那里，受制于概念的内在逻辑，自由的辨证法如何导致其最终转化为了一种彻底的不自由，以至于主体彻底扬弃于恐怖体系之中。

中山大学哲学系黄涛副教授以“黑格尔的权利体系——《法哲学原理》新释”为题做了报告。这篇论文旨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做出一种新的阐释，认为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视为一种权利体系的建构需要注意若干问题。首先，如果从权利哲学的角度出发，“道德”篇所讲述的是一种特定的权利形态。在这里，权利的存在获得了道德的含义，具有一种共同善的内容。其次，在法哲学层面对于权利的关注必须使权利概念成为一个体系，而不是如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那样局限于给法定权利下定义。在此尤其需要注意黑格尔对于高级权利与低级权利之间的区分。最后，那种认为权利只有在国家的基础上才能存在的看法，显然误解了黑格尔的权利体系。真正处于权利实现终点的，或者说，真正能表征“具体自由的现实”的，不是指任何具体的现存国家，而是指世界历史民族。只有在世界历史民族那里，它所构成的国家才是具体自由的现实。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谢晓川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如何在黑格尔之后谈论未来——对后黑格尔时代历史哲学的回顾与批评”。该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构想和基本内容，并着重说明黑格尔为何会有意“无视”未来而建构自己的世界历史概念。这个部分介绍了施奈德巴赫提出的三种研究进路：历史时间顺序的“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接受史和影响史意义上的“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理论破产意义上的“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该报告的第二部分简述切斯科夫斯基对世界历史概念的理解，试图以思想史比较研究的方式说明后黑格尔时代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一种接受史方向及其具有的理论效应。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曾一璇助理研究员以“理性意志、至善生活与国家行动——伯纳德·鲍桑葵的国家哲学再思考”为题做了报告。这篇论文旨在重新梳理鲍桑葵的国家哲学，继而重新定位鲍桑葵的国家哲学在英国现代国家观念中的位置。鲍桑葵认为，自治应以理性意志为基础，基于理性意志的治理是国家的正当性依据。从外在面向来说，国家的本质是政治统一体；从内在面向来说，国家的本质是伦理统一体。国家的意志或目的是实现至善生活，而国家的手段则是运用强制力量。依据国家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消极关系，国家行动的基本原则是清除阻碍与后果评估，国家行动的两个主要正当领域是维护权利和社会改革。总体来说，鲍桑葵的国家哲学理论虽然深受德国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的影响，但并不具备国家中心主义的特征。鲍桑葵对社会改革持温和谨慎的态度，为以自发和自愿为特征的社会行动留下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谢晓川助理研究员对第三单元的发言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议。他认为吴彦老师的论文的优点在于，对于康德《永久和平论》中的先决条款的解析并不仅停留在字面字词的解释上，而且将先决条款的主旨总结为去除敌对性，这一点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汤沛丰老师的论文的精彩之处是，对霍布斯的自然概念作了很敏锐的思想史定位，认为霍布斯瞄准的是中世纪以来的自然法传统，而且展现了康德对英国式的和德国式的两种自然状态的融合。黄钰洲老师根据时代的线索对费希特的文本进行了梳理，但有待商榷的一点是，这到底是费希特视角下的黑格尔还是以黑格尔视角检讨的费希特法权学说。黄涛老师对黑格尔进行了新解释，为我们理解黑格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整体框架，即黑格尔的许多思想细节在新的框架下获得了新的解释。曾一璇老师对于鲍桑葵国家哲学的研究，其实比较契合黄涛老师一直在推进的英国观念论的思想史研究；鲍桑葵的国家理论显然受到德语世界尤其是黑格尔的影响，其中“伦理统一体”理念展现了黑格尔对近代伦理世界之基本结构的说明。

第四单元由《学术月刊》编辑部资深编辑王胜强研究员主持。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陈肖生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罗尔斯与‘政治’的概念”。他指出，罗尔斯对“政治”的理解被批评为循环定义、模糊不清；少数几种讲得清楚的定义方式，又因概念的可争议或者合理多元论导致难以获得辩护。这篇论文继而提出一种以“政治理想”为核心的定义序列，它在澄清和修改罗尔斯一些原初界定的前提下，尝试以一定顺序清晰解释罗尔斯后期政治哲学中的政治领域、政治观念、政治价值以及政治议题等“政治”概念丛中的子概念及其角色功能。同时，从这种理解出发，也能更清楚揭示罗尔斯式进路在现代多元条件下处理政治生活根本问题时出现的理论局限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郭中军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民粹主义普遍崛起对西方自由式民主的挑战及其重构”。他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的普遍崛起构成了显著的世界政治现象。英国的脱欧公投、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主流化”、美国的特朗普主义，都表明西方自由民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学者对民主命运的担忧在过去半个世纪前所未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全球化、保障人权等西方一直引以为豪的传统价值观正在饱受民粹主义者的挑战、质疑与攻击，反自由主义、反多元主义、反全球化、排外主义、身份政治反而主导了现今欧美的选举政治。民粹主义的普遍崛起是西方政治世界的一个“意外”抑或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范式的纠正或取代？它的深层动因又是什么？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何去何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柯讲师以“如何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施特劳斯与麦克弗森的分歧与争论”为题做了报告。她指出，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释。施特劳斯从政治哲学视域出发，批评麦克弗森的解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解为一种逻辑假设；二是用占有性市场社会解释霍布斯从人性到自然状态的路径。施特劳斯表明，为了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无须求助于霍布斯意指何种社会类型，而需求助于霍布斯对基督教的反叛。施特劳斯和麦克弗森在霍布斯自然状态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是面对现代自由民主理论危机，政治哲学视域与政治经济学视域的分歧与争论。

同济大学法学院钱一栋助理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论政治现实主义与非理想理论的区别”。这篇论文指出，政治现实主义和非理想理论字面含义接近，批评对象基本重合，因此常被混为一谈。晚近十多年，政治哲学专业内部的学者一般不再把它们混为一谈。但两者的区别究竟何在，这一点依然有待澄清。斯利特、罗西等政治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些区分方案，但都存在明显问题。这篇论文主张，道德主义/现实主义、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是两个不同的分类，着眼于不同的理论属性，因此概念上独立，内容上有一定重合。政治现实主义以一种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方式反对道德主义，其最佳版本是一种主张道德理性无法穿透历史的谱系学进路。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谭锐捷博士后以“打破实证—规范二分？——阿伦特原则概念的启发”为题做了报告。他认为，当代社会科学明确区分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将二者视为泾渭分明的不同领域，而研究阿伦特的原则概念可以为我们打破这种绝对二分带来启发。这篇论文通过梳理阿伦特在1951-1963年间的已出版文本与未出版档案，先后分析了阿伦特对孟德斯鸠原则概念的发现和阿伦特将孟德斯鸠的政体原则概念转化为行动原则概念的过程，并探索了原则规范属性与实证属性之间的关系。阿伦特的原则概念展现出了规范性与实证性共存的可能性，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充斥着张力的紧密联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蔡栋助理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哈贝马斯关于‘前政治的文化’—‘政治的文化’的区分与其宗教转向后的理论之关联”。他指出，晚近以来，批判理论的重要学术代表哈贝马斯逐渐修正自己早年将宗教和信仰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的观点，致力于阐发宗教对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建构的重要意义。这可以视为哈贝马斯理论的宗教转向。通过对宗教转向前的哈贝马斯与宗教转向后的哈贝马斯之间的理论勾连，可以更好地理解哈贝马斯的宗教理论以及后世俗理论在他的整个现代性批判理论中的位置，并借此更好地理解宗教信仰与世俗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建构之间的复杂张力与关联。

在闭幕式上，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作“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面临的挑战和主流研究路向”的发言。他指出政治哲学研究的危机始于二战后政治秩序是否存在的争议，而文化政策的制定者、知识规划的参与者与学者双方共同造成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困难。他认为当下中国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几种典型取向都很有学术价值，但是它们通常缺乏基于情境自觉的现实关怀。基于此，他提出建构“阐释政治哲学”，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研究任务：一个方面是围绕一些重要的政治概念和政治价值进行“思想史重构”，另一方面是围绕“现代价值的中国化”和“中国价值的现代化”，推进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