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卡滕德雷赫特 [ 简称卡普（Kaap）]是荷兰鹿特丹移民最活跃的区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欧洲水手的身份被卷入战争，当地对中国海员的需求量因此增大，卡普开始形成中国街区。中国水手大多通过英国和德国航线登陆荷兰，在商船上工作的徐吉才也是其中之一，成为来到卡普的第一批中国水手。
徐吉才早已去世，而他的故事因为一本家庭相册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本相册在1929年开始，由其兄长制作，后不断延续，是第一批选择登陆荷兰的中国水手的故事缩影。相册内容丰富，其中几张80年前的荷兰鹿特丹华人庆祝中国新年的照片呈现在我们眼前。为此，本文作者王钰欣采访了徐吉才的孙子徐大伟，以及发掘这个故事的中国艺术家周怡君，根据他们的口述，一段百年前荷兰中国移民的家族史被慢慢还原出来。
“如果我不记录下来，这些故事将会消散。这是我开始写书的初衷，没错，实际上我想做的是将这些故事写成书。”——徐大伟
1945年，荷兰鹿特丹，卡滕德雷赫特的新年庆祝活动。本文图片均出自徐大伟的家庭相册。
关于春节，63岁的徐大伟说自己总想起小时候盛大的家庭聚会：祖父母、父母、叔叔、阿姨、侄子侄女都在，一桌满满的中国菜，他们放了很多烟花。“我和全家人在一起，站在街角的商店前。有一年，祖母厌倦了放烟花，于是她把剩下的烟花都放进一个铁桶里，然后往桶里扔了几根火柴，这对她来说很有趣。还有一年，在亚齐街（Atjehstreet）上，大概12点，80岁的严先生穿着睡衣，他从家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和一颗钉子，把一条10多米长的爆竹钉在门口的树上，然后用雪茄点燃了它，转身走回屋里，没有看一眼。第二天一早，卡滕德雷赫特被一层“红毯”覆盖了。我们去餐厅、去商店和社交俱乐部，祝人们新年快乐，然后得到红包。”徐大伟说，“小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是什么，但后来，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1945年，荷兰鹿特丹，卡滕德雷赫特的新年庆祝活动。
徐大伟口中的“街角商店”是他儿时的记忆。1933年，一家名为“卡滕德雷赫特集市”的杂货店开在了鹿特丹街头，店主徐吉才与他的荷兰妻子内尔特耶让中国海员从中国带各种东西来充盈店里的货架，一开始卖些卫生纸、砂纸和其他的一些普通日用品。渐渐地，人们就可以在店里买到任何东西：玩具、书籍、香水、中国的瓷器、首饰、办公用品、牙膏、纪念品……商店里应有尽有，杂货店还曾为德国汉堡到美国航线的船舶做供应商。
后来，店里上架了中国鞭炮，于是卡普的居民学会了用中国传统方式庆祝中国的新年，到处都是鞭炮的声音，欧洲人以前可没见过这样壮观的炮仗，从一米到十米长的鞭炮挂在树上、路灯上或从二楼的窗户挂出，点燃后响声震耳欲聋。除了鞭炮还有舞狮，配上鼓点和铙钹声，舞狮队伍游行着穿过社区的街道，经过沿街的中国商店和旅馆。孩子们在那里会收到印有金色吉祥图案的红包，里面装着压岁钱。中国新年期间，店里还会准备特定的食物，吸引往来的中国人和荷兰人，男女老少都来这里凑热闹。徐大伟回忆道：“警察什么也不做，他们知道中国人不会闲着，所以在新年夜都站在亚齐街看烟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徐氏商店里工作的女士洛伊丝，她后来与徐吉才的儿子徐利发相恋并结婚。
1930/31年，徐吉才与内尔特耶的店铺前拍摄， 左二为徐吉才的岳父。
1958年，莱斯利（左一，徐大伟哥哥）和邻居在徐氏商店前。
“卡滕德雷赫特集市”是徐吉才夫妇用拍电影赚的钱开的。二战初期，德国电影公司UFA（全球电影股份公司，德语：Universum Film AG）计划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通过华侨组织，他们招募中国人去做电影的临时演员。那时的好莱坞电影总是将中国人描绘成吸食鸦片或出卖劳动力的苦弱形象，因此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阻止招募进行，并有不少中国人站出来反对拍电影。最终，仍有约两百名来自卡普的中国临时演员乘上了开往德国的火车，其中就包括徐吉才夫妇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徐大伟说：“我父亲回忆时说起，那里到处都是国防军、党卫队和突击队的人在检查。”
当时报纸上关于电影《难民》的报道。
当时报纸上关于电影《难民》的报道。
拍摄持续了大约一个月，参演的群众演员拿到每人每天5荷兰盾的片酬，中间商莫先生从中赚取了每人2.5荷兰盾的差价，这个价格在经济萧条时期也已经十分可观。他们参与拍摄的电影《难民（Refugee）》（由汉斯·阿尔伯斯和卡特·冯·纳吉主演）最终在柏林上映并获奖，这是一部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作品，电影上映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后，莫先生被发现死在家中，死因众说纷纭以至成为一桩悬案，甚至有媒体以“工头之死”作为噱头来宣传电影。
1950年，徐高利（徐吉才之子）和戴安娜（徐高利之妻）指着报纸上关于电影《难民》的报道。他们作为临时演员被拍摄下来。
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第一个月第15日，徐吉才出生在浙江宁波，青年时期到上海打工，望着港口来往的巨轮，他决定去航海。航线途经世界各处，他曾到过日本东京、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法国的波尔多，1922年受雇于鹿特丹劳埃德公司，船员证编号为1516，这是一次往返鹿特丹到爪哇的航程，证件上注明他是这艘船上的厨师，行为优异，勤劳肯干。
1920年，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签发的徐吉才的出生证明。
1920年，徐吉才的身份证，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港口颁发。
1922年，徐吉才来自鹿特丹劳埃德船运公司 的水手口袋书，编号1516，用于鹿特丹至爪哇航线。徐吉才当时是船上一名厨师。
1922年，徐吉才来自鹿特丹劳埃德船运公司 的水手口袋书，编号1516，用于鹿特丹至爪哇航线。徐吉才当时是船上一名厨师。
1920年来自伦敦一家摄影工作室的照片，中间是徐吉才。“他们就是这样来到荷兰的。”徐大伟的哥哥总是这样开玩笑说。
那时的中国水手大多受雇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不少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船员下南洋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1911年，荷兰水手罢工运动爆发，不少雇员受到牵连。许多中国船员抵达航程目的地后被就地解雇，卡普大量接纳了这些被滞留的中国水手，大批带有中文字样的商店和旅馆开始在卡普出现。
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都出现了较聚集的华人社区，中国海员旅舍（华工旅舍）是在此停留的中国海员寄居地，旅舍的老板大多同样是中国人，他们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每周每层楼4.5荷兰盾）租来排屋（大多是带着阁楼和公共入口的两层楼房），再用高昂的价格（每人每周5荷兰盾）转租给海员们，每层楼都超额塞下30到40人居住。船员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生存机会——欧洲的船舶公司通过旅舍老板这一中介来招募船员，于是他们不得不忍受旅舍老板的剥削，荷兰政府虽出台法令禁止了“中介制度”，实际上这种模式仍在暗中运作。
1920年左右，徐吉才在海员酒店前。
1926年，卡滕德雷赫特的一家中国海员旅舍。
1935年，在卡滕德雷赫特海员旅舍中的中国人。
开设华工旅舍的老板通常来自宝安会和新田会这两个中国帮派。宝安会是由广东省同名地区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成立的，吴福是宝安会的创始人，在社群中有较大影响力。第一家华工旅舍便是由吴福在1914年开设的，自那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为欧洲船舶公司工作。新田会又称张公堂，则是基于地理联盟发际，以上海、浙江、闽粤地区的华人为主要构成。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两个帮派都很活跃，也频频产生利益纠葛。新田会试图抢夺在阿姆斯特丹地区的主导权，因为吴英（吴福的侄子）作为宝安会的一员，成为了船舶公司的官方认可的招募中介，使得新田会的成员几乎找不到工作。两个帮派爆发了大规模冲突造成伤亡，荷兰警方介入，但冲突不断，无法根绝。
1920年，新田会华人俱乐部核心成员，左二为徐吉才。
荷兰政府早就因超额滞留的中国人数量不堪其扰，决定遣返“多余的中国人”。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华工宿舍被警察突袭，新田会的宿舍挤满了劳工，而宝安会的宿舍却空无一人，在场的中国人全被逮捕，并于1922年8月19日乘着蒸汽船驶向中国；鹿特丹的卡普地区因警方的合理干预一直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得以继续为数百名中国海员提供庇护。徐吉才就是在卡普结识了内尔特耶·克拉伊耶夫尔德（后文简称内尔特耶），也就是后来的妻子。当时的荷兰政府并不祝福中荷的跨国婚姻，想要在荷兰注册结婚并不容易。首先，很多中国男人已经在国内结过婚因而无法在当地登记，其次，荷兰政府对于中国字姓名的处理常常犯错，徐吉才家族的姓氏一度被填为“才”而非“徐”。
1936年，徐家的户籍证明。
许多荷兰女人与中国男人结婚后，都被迫放弃了荷兰国籍，成为了中国公民，“荷兰政府为了‘惩罚’我的奶奶，剥夺了她的荷兰国籍，她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荷兰生活，直到我爷爷去世。”徐大伟如是说。在这样的婚姻下出生的孩子被视作中国人，“在我父亲的一本护照中，写着他出生于中国，但他从未去过中国。”
1941年，徐大伟父亲徐高利的护照。
2024年，徐大伟带着他的女儿来到中国寻根。“在一个全然的‘中国’的环境让我想起了我在卡滕德雷赫特的青春。小时候，我的活动范围总在‘仅中国’（Chinese only）政策的地方，比如社交俱乐部，我的父亲在那打麻将，玩牌九，或者庆祝生日、出生、新年等节庆日子。”徐大伟说。如今，他们一家每年依然在卡滕德雷赫特庆祝中国新年，和他的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在一起，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中国人。烟花、舞狮和年夜饭的习俗保留至今。
本文特别鸣谢：周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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