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观念的兴盛与泛化

明清时期西学东来尤其是地圆说的输入，加速了河洛为天下之极观念自唐宋以来的衰落趋势，但它对昆仑为天下之极观念的影响，则要微妙得多。一方面，球形大地就几何学确乎是“无适而不为中”，且相较于两极（地球自转中唯二的不动点）或赤道（正当南、北极之中），大体认为在亚欧大陆内部的昆仑，不过是球形大地上的普通处所。而同样自西方输入的温带地中说，主要指北温带气候温和、风雨适中的平原与滨海地区，即使与古代中国地中观念和合，更可能的对象，也是经典中“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的河洛之地，地势险峻、气候高寒的昆仑，并非其选。

但恰是在明末以降，昆仑之为地中，不仅发展出多种新的形态，且摆脱了自汉魏以来始终在中国世界图式中居次一级位置的处境，上升为主导性的天下之极观念。那么，这一转型得以发生的背景与脉络是什么？

一个看似直接的解释，是明末以降，盖天说借助地圆说复兴。盖天说以“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三光隐映，以为昼夜”，而此极下之地，在魏晋以降逐渐被认为就是昆仑。但昆仑之为天下之极，与盖天说中作为大地至高之处的“极下之地”，自文献、形象至于义理，都有着相当的歧异。作为盖天说的代表文献，《周髀算经》通篇没有提及昆仑，且其中所载的盖天说，具有与希腊天文学颇为类似的纯粹几何学特征，甚至被推崇为“中国古代唯一的公理化尝试”；而昆仑以天下山水总汇为主导性形象，更多与自秦汉发轫、唐宋以降大兴的大地气脉论相合。二者虽并非完全不能调和，但显然并不存在此兴则彼兴的联动关系。

另外，虽然在利玛窦时代，北极仍不可抵达（对极圈内地理的认知也相对有限），南极则甚至不知其处，但近极地区终年严寒，万物罕生，乃至半年为昼，半年为夜，这些现象已为探险家与地理学者所探明。这虽然颇为合乎《周髀算经》中所载“夏有不释之冰”“物有朝生暮获”的北极之地，被当作该经所载盖天说即为地圆说的重要证据，但通过地理探险与勘测逐渐被明确为冰洋的北极地区，与总体上以巨山为象的昆仑，显然并非一物。则西方天地学的输入，虽然促成了盖天说的复兴，但也同时促发了盖天说与昆仑为天下之极观念自魏晋以来不稳定结合的松动乃至解体。

《寰宇大观》（1584年）载《东印度地图》

真正有助于昆仑为天下之极观念在中国世界图式中抬格的，并非地圆说本身，而是伴随该说输入的五大洲地理（尤其是亚欧大陆诸文明的相对尺度与位置）。总体来看，坤舆万国全图所呈现的地圆说与全球地理，虽明确提示地球形状与大体的陆海分布，但所载大洲内部的地理信息仍相对模糊（近代早期地理学更多以航海与近岸殖民为基础：越接近海岸，地理信息越丰富与准确；越深入内陆，了解越有限，想象性成分也越多），对传统上认为是昆仑所在的亚欧大陆中部的高原与山地，其总体认知水准，并不比同一时期中国地理学更高。但需要指出的是，有利于昆仑之为天下之极观念的，并非何种对亚洲大陆中部的具体地理知识，而是以世界地图的形式，通过相对恰当的尺度与比例，明确呈现了中国与欧洲东西相对，波斯、阿拉伯与印度在二者间不同位置的地理与文明结构。葱岭以西诸文明世界的存在，确认了华夏世界居于亚欧大陆东半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昆仑为大地之中（故位于华夏世界西北）的有效性。

具体说来，从北宋至明末的六百余年间，由于经济与文教中心移向东南，王都则移向东北，加之陆上丝绸之路衰落，佛教东来传法结束，除元朝至明初的一百余年，其他时期中国对包括西域在内的亚洲中部地区，了解的兴趣减弱，了解的可能也减少。一方面，这并未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利于）昆仑观念的抬格：这一时期关于亚洲中部的旅行记、传法记、山脉水道记等广义地学文献相对不足，反而为昆仑的纯粹观念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故其在两宋以降天地大形势说中的枢纽地位以及系统化程度，都较前代为高；但另一方面，汉唐时期具有明确文明与政治意涵的昆仑为亚洲大陆“诸天下”（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罗马）的交汇地的观念，以及出自佛教的可居世界“四天子”说，由于中唐以后上述“诸天下”大体均陷入持久的分裂与内乱，在两宋以降（尤以两宋与明中后期为甚）主体的天下观念中，只作为潜流存在，故这一时期，天下大形势说中的昆仑，虽仍形式性接续汉唐以上观念与知识传统，延续昆仑居中、四方对称分布的大地结构，但就其人文指向，多只提及昆仑与华夏世界，而基本忽略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文明世界。典型如象数《易》学以后天八卦图拟象可居世界，以乾在西北应昆仑，更取“天水违行”之说，以(西北)昆仑与(东南)大海相逆，而成华夏世界；又如根据大地气脉论，以昆仑为华夏世界祖山以及龙脉之首。结果，昆仑在西北、华夏世界在东南，而非昆仑居中、诸文明世界分列四方，就以山水形势与文明化成的意义上，被默认为天下图式的基本结构，而昆仑之为天下之极，就更多被理解为昆仑在西北而为天下之首。

而伴随地圆说输入的大洲地理，尤其是欧洲与中国东西相对的地理与文明结构，则为昆仑为诸文明世界之极这一观念的复归，提供了基本的可能。如上章所述，传教士主张，球形大地的中心，当在磁极正指南北之地，并据此指认好望角正当其处；方以智等中国士人，则根据古代中国以昆仑为东西分流之地，主张此磁极正指南北之地，即为昆仑。结果，印度当西海与中国间的佛教观念，也借助西方地理学的输入而被激活，宋应星所谓：“以中国为天下中，实未然也。就日之出与没而拆之，中国迤东二万里，而印度当东西之中，此其大略。”自唐代之后罕见于汉文文献中的“四天子说”（仅见于少数辟佛著作中，如胡寅《崇正辩》），自明后期又以中性“知识”的形式，出现于博物志、韵书、字书与诗笺中，星土分野观念也发生重要变化，万斯同论述古代“分野只系中国”观念之不可信，主要理由即为分野不能对应葱岭以外自有其山川河流的其他文明世界，而他提出的替代方案，则为西方的黄道十二宫分野。具体言之：

明译西法，别有分野，天下从西至北，宫分白羊、狮子、人马，属大西洋回回；从西至南，宫分巨蟹、天蝎、双鱼，属黑人国；从东至北，宫分天秤、宝瓶、阴阳，属鞑靼、日本、中华；从东至南，宫分金牛、双女、磨蝎，属小西洋佛国。凡灾变在其宫所分之地，乃有占，其说甚秘，是又古今来分野之说一大变矣。

黄道十二宫图

天文分野四分，对应于西方（包括伊斯兰世界）、印度、华夏世界与非洲诸文明，可谓古代中国天下图式中“诸天下”观念的回归。具体说来，明末以降，中古时期印度与中国并立的地理与文明观念，乃至须弥与昆仑的和合地理学，逐渐摆脱唐宋以来相对边缘化的处境，重新进入中国士人世界图式的中心。其表现之一，则为昆仑说与儒家天下观中的五岳与四渎和合。昆仑为天下山川枢纽，自汉魏以降言之者颇多，但多是将昆仑与须弥山和合，晚明士人主张小五岳以嵩山为中岳，大五岳则以昆仑为中岳，小四渎为江河淮济，均在昆仑东南，“大四渎”对称分布于昆仑四方，则是将更具儒家色彩的五岳与四渎观念，与道、佛世界图式和合，实为明代三教调和乃至合一论在地学领域的体现。

进而言之，晚明输入的基督教，也是一种有待也必将和合的新“教”，而从长远来看，其与华夏旧教的“和合”，对晚明以来昆仑观念的中心化，起了更重要的推动作用。典型如根据“诸天下”围绕昆仑这一大象，南北朝时期《易》象只适用于葱岭以东的旧说得以复兴。前述阮元根据后天八卦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主张天的正向与地的正脊都在中国西方，他随后说：

《魏书》游雅曰：“《易·讼卦》‘天与水违行’，自葱岭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岭以东耳。”游雅此言，暗合河洛之旨，足发天水之义。

即易卦拟象天下，以华夏世界风土为参照，因此就只是华夏世界的“理象”。稍做引申，则以昆仑为极的其他文明世界，亦当各有其易图以为“理象”，而此诸“理象”，亦正以昆仑为分界。

相较于西方地理学的输入，有利于昆仑为天下之极观念抬格的第二个因素，则出自中国思想内部，即两宋理学格物向清代汉学考据的转化。前已述及这一转化在天学领域的表现，而在同一时期的地学中，其演变过程则略有不同。考虑到本书主题，让我们聚焦于昆仑观念与理学格物论的关系。首先，理学正统默认昆仑并非可能的“格物”对象，两宋各种天地大形势说对昆仑在义理上尊崇备至，对其具体形态与位置却语焉不详甚至毫不措意，就体现了这种态度。

但元朝则不同。蒙古帝国横跨亚欧大陆，令葱岭以外一度成为可以身经目验的“格物”对象，可能正是这种较两宋远为广阔的地理视野，让探索河源并进而确定昆仑位置的活动，在中断六百余年（上一次官方河源探察在唐初）后，又重新恢复。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命都实探寻河源，一行人从甘青之地溯河而上，历时四个月，定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元史·地理志》中载都实主张，汉唐两朝虽疆域堪称广阔，仍属“道未尽通”，只有到元朝，以身抵昆仑、直接目验为前提的“格物”，才真正实现。即汉唐时期记载昆仑位置的文献，并未达到“格物”的标准。但这一观点，在明初以后被逆转。由于西部疆域退缩至嘉峪关内，格昆仑这一天下“大物”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都大大降低。且这一时期，夷夏之辨复兴，元朝的正统地位被否定，连带元人所定河源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王鏊即说：

古书所纪，先后一辙，岂皆不可信，而元使独可信乎？曰：为其得之亲见也。曰：古之至人，夫独非亲见凿空以欺后世乎？……然则河源恶乎定？曰:《水经》云，昆仑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陬，东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阗之南山，北流与葱岭合，东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于阗国，复分流岐出，合而东注盐泽，复行积石，为中国河。此定论也。予见近世之论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废千古之论，故为之辩。

虽然唐宋以降，由于黄河改道，济水消失，“山川之形千古不易”的观念，似已有所动摇，但宋元以降对山川陆海变易性的探讨，仍集中于《禹贡》九州范围(尤其是太行山以东山海相逆、人文繁阜的广阔平原地区)，昆仑的永恒性并未受到冲击，甚至可以说，既然天下山川皆自昆仑而出，则其变异之形，就更昭示了昆仑不变之体。因此，昆仑这一“大象”乃至其与河源的对应关系，就被认为超越山川陆海的古今之变。而在这一意义上，古代文献对昆仑的记载，就具有特殊价值：古代“闻见”前后相续且基本一致，可谓“千古之论”，较之当下个人的目验（“一夫之目”），自然更为可靠。故考订古代文献，据闻见之知以穷究义理，其就居于绝不可被替代的关键位置。

另外，由于制度的古今之变，两宋经学明确以汉魏以上为“古”、隋唐以降为今，明清时期以经史之学为背景的地理、博物之学，也大体接续了这一划分。其“尚古”之义，为以汉魏以上文献所载“闻见之知”为基准，准定后代的“闻见之知”，而非相反。这一倾向，具见于万斯同所作的《昆仑河源考》，其中极力推崇两汉正史所载昆仑为于阗南山说，而反对唐、元定昆仑于青海，理由是汉代西域经营规模宏大，使者往来频繁，且汉魏史家著作精审，故其闻见必多，记载必核。万斯同甚至根据华夏本位立场，主张昆仑不仅体永恒不变，甚至名亦千古不易：

山名终古不易，中国之称昆仑，自汉至今无异也，则番语亦应然。况元鼎所使者吐蕃，都实所探者亦吐蕃，何以唐曰紫山，而元曰大雪山？唐之番语曰穆穆哩，而元之番语曰伊拉玛博啰乎？知其不一处明矣。

这是以汉文名为万物永恒不变的正名，则名实一体观念，就被与万斯同作为明遗民的夷夏之辨，结合在了一起。

这显示了清初考证学与清朝官方意识形态间的可能张力，并引出了促成昆仑为天下之极观念抬格的第三个因素：清朝疆域向西域扩展，以及乾隆时期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立。万斯同在康熙之初以汉代记载为基准，定昆仑在于阗南山，此时，清朝疆域尚不出陇右，并不可能至西域以身经目验“格物”。近一个世纪后，清朝继汉、唐后再次一统西域，并接续元、明，统一西藏，以帕米尔高原（葱岭）为西界，喜马拉雅山脉为南界。而清朝官方对昆仑位置的看法，伴随着疆域向西扩展的次序，自星宿海（指鄂陵湖、扎陵湖及附近诸小湖）附近，西移至冈底斯山，再西移至葱岭。四库馆臣以乾隆定昆仑为葱岭为正说，且自视超越汉朝人，理由即清人对西域目验的广度与深度，都较汉人远甚。

今帕米尔高原乾隆纪功碑碑址（侯杨方拍摄）

不过，以上分别出自康熙与乾隆的三种昆仑方位说，除王朝的阶段性政治意图，又各有其历史与文献渊源。康熙四十三年（1704）以星宿海附近为昆仑，大体接续了唐与元两次河源考察的结果；康熙四十九年（1710）以冈底斯山为佛教地理学所述阿耨达山所在地与山水分流之结，则可谓以须弥为昆仑的印、中和合地理学的清代版；而乾隆后期以河源出葱岭，则是两汉“伏流重源”说的复兴。又乾隆朝虽多有创制，但其官方政治文化，一以祖述康熙为标志，基于这一“圣圣相承”的官方意识形态，故虽然在以上三说中，葱岭为昆仑说最先出，但自官方立场，并不用自近而远层层复古之说（由元至唐，再至魏晋，最终至两汉），而是倾向于对昆仑作泛化解释，如《河源纪略》即说：

考《大宛传》云：河源出于阗南山下，其山多玉石，天子按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盖指于阗之山言之也。《西域图志》以皮什雅南诸山当之。惟是昆仑者，浑沦磅礴之名，不得专指一山以概其全体，谓葱岭、和阗皆昆仑之蟠根结体延亘之处可也，而欲举一山以尽之，则未免挂漏之虑。

这尚是以“昆仑所在，洵不得偏指以一山”，将汉代于阗南山与葱岭两说融合，形式上仍在汉学范围内。但清朝官方以五族一家、中外无别为基调，主张语言文字大一统（“同文”），故其多语文政治，强调“文异理一”。天以北极为枢，地以昆仑为轴。而根据文异理一，蒙语、藏语乃至梵语中相应山名，即是昆仑的对译语，则昆仑为汉满蒙回藏诸族所共戴的圣山。这可谓昆仑观念的泛化，与前述万斯同以夷夏之辨为基调的复兴汉学论迥然不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清代汉学的代表人物戴震等这里，泛化的昆仑观念与经史考证之学得以充分结合。《汉书》载：“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葱岭至秦岭的广大山系，被视为大地上气脉相通的“南山”。而戴震等人，则最终完成了以上汉学观念与清朝官方论述的和合。戴震即说：“中国山川，维首起于西，尾终于东。河水所出，其地曰昆仑之虚，其山曰紫山。”并进一步解释道：

《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昆仑，今西番名枯尔坤，译言昆仑也。有三山：曰阿克塔沁，曰巴尔布哈，最西而大曰巴颜哈喇……考之《禹贡》，于西戎举其大者三国，昆仑属国名，则所赅固不一山，而中国河源所出之山最显著耳。《尔雅》“河出昆仑虚”，亦不曰山。察其地势山脉，自紫山西连犛石山……又南迤西，连接恒水所出山，今番语呼冈底斯者……绵亘二千里，皆古昆仑之虚也……用是知由冈底斯延绵而西北抵葱岭，实群山之大脊。《山海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据是言之，河源已南，唐、吐蕃，今西藏之境，古昆仑国在焉。积石已东北，今青海之境，古析支在焉。而汉通大宛、西域，逾葱岭而西，古渠搜在焉。三地大小诸国通称西戎，系于雍州，形势盖可得而详也。

以上戴震所论，颇为详尽，其要义，用段玉裁简洁的话来说就是：“塞外之山至高大者皆可谓之昆仑。”则自葱岭至秦岭，横亘于中国西部的几乎所有巨山，在气脉相连的意义上，都可视为巨大的昆仑之体的一部分。近代经学史家对清代汉学与东汉许郑之学的不同，已有深入分析；政治思想史家对清代汉学与王朝政治文化的复杂纠葛，也已有相当程度的探讨。以上泛化昆仑说，借助汉人“南山”说以和合清朝政治文化，也再次确认了清代汉学与两汉经史之学的同中之异。不过，这一较之汉代更显泛化的“南山”观念，其与宋学的关系也不容忽视。根据唐宋以降的天地大形势说，以及理学“阴阳一太极”式流行与一体观念，天下诸山为一气脉连通的整体，而以昆仑为其总汇，为太极在大地之上的“大象”，则正如太极为天地万物本体，昆仑则为天下诸山本体，故天下巨山皆以昆仑为名，自理学也有其可取之义。

另一体现清代汉学与理学的内在关联性的，是其对“伏流重源”说的接受与改造。《河源纪略》载：“昆仑一山，史册所纪，地各不同，欲定昆仑之所在，必先审河源之所出。”“然河源有定，而昆仑靡定。盖载籍极博，考据难凭，故从河源之所出以定昆仑，而昆仑得矣；不从河源之所出以定昆仑，而昆仑失矣。”主张唯据河源方可定昆仑。乾隆中后期的泛化昆仑说，以葱岭为昆仑首山，因此，在河源问题上，清代官方与汉学家，大体都接受汉魏河源与昆仑说中主导性的“伏流重源”观念，主张黄河发源于葱岭，上游为塔里木河，自盐泽（罗布泊）伏流入地，自星宿海出地。但王鸣盛承认：

其（黄河——作者注）潜流至积石处，古来无人目验其状，故终于湮晦。然盐泽受西域数大川之水，隐沦之脉，岂无所发越而遂止，此理之可信者。凡言河源，当以此为正……《史记》《汉书》《水经》确有可据，特隐沦之脉，罕能目验……后人所以不笃信也。

即“伏流重源”之说，理可信而目难验，实为“理证”。这表明，虽然清代的昆仑河源说，是以经史考据与地理实证的名义，反对唐宋以降过度数术化的昆仑枢轴观念，但其考据与实证，终极之处仍归之以理（理一元论与气一元论）。

清纪昀等：《河源纪略》卷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清中叶向西域的扩展，以及相为表里的清代汉学对昆仑的考索与解释，在近代西方东来的大背景下，在天下秩序外，又逐渐被赋予现代民族与主权国家确认自身存在边界的意涵。汪晖通过对清中叶以降今文学与大一统实践关系的考察，指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造，与清朝自身的帝国构造存在复杂的互构关系。考虑到“帝国”概念与中国古代政治与文明的隔膜性，对清中叶朝廷与士人的昆仑论，可以根据汪晖之说略作修正，即它体现了现代中国构造中民族国家、华夏文明与世界秩序诸层面的互构。

黄兴涛指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已可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对等与互相承认原则的影响，而“中国”作为对包括汉满蒙诸族的清朝国家的稳定指称，则体现了现代中国民族与国家认同的清代纵深。我想补充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政治体的互认，既确认主权，也确认文明性。具体说来，该体系虽最初是基督教文明的内部法，但基督教国家与非基督教国家定约，其互相确认为对等（虽然未必绝对平等）文明体的意涵，要较在基督教文明内更为明显：清朝与俄罗斯帝国自然也是如此。

这构成了清朝中叶昆仑观念复兴的世界背景。具体说来，乾隆时期，清朝疆域达至葱岭一线，汉代葱岭为昆仑说随之复兴。乾隆在该地立纪功碑，被解释为“勒石昆仑之巅”，而葱岭被视为亚欧大陆中心，以及四向山水分捩点，则被乾隆理解为是对等承认俄罗斯与印度的文明性，故他直截了当地说：“佛经此欲界内以须弥山为中，须弥山四面有四大部洲，居南面者为阎浮提，即华言南赡部洲者。是此阎浮提内有三大国，各所属及弗相属之小国弗与焉。而阎浮提又以昆仑为中，居昆仑之东及东南、东北者即我中国，为一大国；居昆仑之南及西南者为天竺一大国（即今西藏所称厄讷特珂克地），居昆仑之西北及北者为洪豁尔一大国。”乾隆中后期，清人已知晓印度被英国殖民，俞正燮后又补充道“洪豁尔亡，其地入俄罗斯”，则乾隆所述围绕昆仑的三大国，逐渐更新为英国、俄罗斯与清朝。结果，清中叶向西域的扩展，复兴了汉代的葱岭为昆仑说，并让昆仑在天下山水总汇这一地理与文明意涵外，又有了界分疆域的政治意涵，而对晚清人来说，这一介于“所闻”与“所传闻”间的“新古典”，则为昆仑作为世界政治中心观念的兴起，提供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