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2025年新春过后首场三联学术论坛（第25场）“时势与能动：21世纪中国‘现代性’问题——重读《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汪晖、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七位学人共聚一堂。论坛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主持。
“时势与能动：21世纪中国‘现代性’问题——重读《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活动海报
论坛现场
2005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问世，该书在国际、国内的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其中，“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作为一种话语修辞，也敦促人们从历史和未来等不同维度，探索是否存在一种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社会。
汪晖代表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问世后，各国出版的不同译本
从晚清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迄今已百余年。传统中国经历了现代化的艰难转型和现代性的深刻洗礼，从“古今中西之争”到深刻参与进全球化的熔炼，历史的脚步在不断的脱胎换骨中未做稍刻停留。新世纪以来，逆全球化风起云涌，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政治、经济和文化也都正在面临深刻的全球巨变，“后人类”“后世界”遂成为网络热词。21世纪的世界何去何从？21世纪的中国又该承担怎样的历史命运？是当下中国的科学和人文知识界需要共同面对的崭新课题。
20年后重读汪晖的这部论著，论坛上几位学人从各自的思考出发重新聚焦了以下问题：需要确立什么样的新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的连续与断裂？怎样理解从天理世界观向公理世界观的转变，以及作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现代社会及其形成机制和内在矛盾？能否超越帝国-国家二元论，探索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我们又该如何继承和超越现代中国思想的探索来思考当代世界的挑战，以更好地面对在全球变局和技术控制下人类文明的赓续和发展？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二十周年纪念版》（两卷四册） 汪晖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二十周年纪念版》（两卷四册） 汪晖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在写这部书之初，就关注科技的问题”
“四卷本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后，20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生态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现在要写一本书，大家首先想的是得去申请一个课题。像汪晖这套大部头的著作，恐怕得申请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他比较幸运，20年前就这么写学术著作。我猜想他最早写作的时候还是‘爬格子’，那时电脑还没这么普及。”甘阳在开场白中幽默道，在他看来思想学术工作特别是社科类选题不是做项目做出来的，而是“很自发的东西”。
甘阳
“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著作，通常是非常个人化、个体化的。这部书从我的角度，可以把它看成是以非常个人的方式，以一个学术的写法，完成了一次自我心灵的追溯史。他在书中提出的问题，20年后是否时过境迁完全不相干了呢？我想并不是。因为思想会有延续性和相干性，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甘阳说。
汪晖
“去年在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冯金红的督促下，《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终于重新校订出版。”汪晖就此回应道，自己在1988年博士毕业，着手完成五四运动的论述后就开始写这部书。“1990年底，我回到北京。就像甘老师所说，我们那时还是用500字的方格稿纸手写。1992年，我去到美国，买了第一台电脑。今天，我们在21世纪讨论当下的现代性，很明显时间加速是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从方格稿纸到电脑286、386、486，渐次迭代，包括我买了E-mail的账号第一次用电子邮件，那时还是得通过电话线插到电脑才可以发电邮——我们就这样进入到了高速变动的社会。一位德国的思想理论家曾说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就是加速，就是不断的变化。”
“实际上，我在写这部书之初，就关注到了科技的问题。只是那时我们可能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刻地意识到科学、技术会渗透到所有的生活领域，并且重构了我们的思考世界和精神世界。”汪晖回忆说，1992年，东京大学沟口雄三教授来华访学，两人在北京友谊宾馆有过一场对话，之后发表在《学人丛刊》第二期。
“沟口先生当时就认为，从我所写的关于中国科学观念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不是简单地把物的世界推到纯粹的客观世界里去，而是将其和自然、道德、政治联系在一起总体性思考，这样的一种科学观本身就带有某种体系性。那次谈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这也是我在《‘赛’先生在中国命运》中，讨论了宋学和近代科学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作我思考现代中国思想和中国古典之间关联的契机。之后又同空间发生关联，1992年我到美国访学，走了很多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思考我们自己之外，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思考如何理解‘中国’这个问题？这就是后来写作所谓帝国和国家的问题。”
“再就是关于现在我们所讲的普遍性的问题，我认为真正的普遍性还不只是天下而是天理，是天本身。由此一直到晚清康有为他们在儒学范围里提出的这一套普遍的思考，也构成我在这部书中另外一个内在的线索。写作过程中，比如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部第三册里重点讲述的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我并不把他们仅仅作为一般的思想对象来研究，而是将他们看作是遭遇了一个世界性的变局，身处其间，他们的思考有没有为我们提供，在认知、反思、批判进程中的思想资源。我认为这是存在的，应该把他们的主张看成是活的思想。这些思想资源是能动的，事实上也是参与进构造当代世界的力量，并能以此来回答所谓现代人所面对的那些问题。如此逐渐形成了这部书四卷本的模式。”汪晖说。
“这部书堪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典范”
江湄在发言时认为，“恰如很多书评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评价，评论者都指出这本书在论述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的时候，始终存在着一个对话关系：就是同西方现代文明、现代国家、世界体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对话；跟西方现代文明和它的自我建构进行对话；同时也是在跟西方现代文明建构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及其预设前提进行对话。”
江湄
“这部书摆脱了之前‘中国’一直处在一个被认识的对象状态，进而获得了主体性的认识和发言的位置，是第一次有中国学者具备了设置议题的能力，给有主体性的中国史叙事奠定了基础。我自己在阅读时，也会把这部著作当作是现代中国文明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深感它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进入21世纪后，很多学者都在讨论什么是中国？这其实是中国学界集体焦虑的表达，但汪老师在四卷本里首先就提出如何突破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二元论，然后去认识中国历史上统一帝国为什么会不断地重建，再去认识现代中国的形式。”江湄说。
高波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后，曾有学者认为汪晖在写作时受到了日本京东学派“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就此高波在发言时指出，“这部书的导论和上卷第二部中的确有和京都学派比较深的对话关系，而且是围绕京都学派第二代学者宫崎市定展开的。尽管中日史学界对‘唐宋变革论’都存在争议，但这一理论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史而言是绕不开的。”
“这个理论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关乎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还在于对中国现代性的主张，其实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也关于东亚现代性的问题。汪老师的研究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直到上卷第二部最后一部分才跟京都学派相遇，并体现出内在的对话关系。”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是在9·11事件之后。2001年9月在美国的恐怖袭击发生后，当年年底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前者是文明冲突的标志性事件，后者则是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汪老师的著作对单一世界的这套构想以及内涵提出了另外一种解读，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对文明冲突予以非常强有力的回应。”高波说。
章永乐
章永乐在发言时表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体现出汪晖作为一位思想家的能动性。“这个能动性是在一个具体的时局下展开的。它面对彼时的单极霸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事实上的单极霸权，由此他们对什么是现代国家就有了具体的界定。比如说国家应该是什么形态的，到底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市场应该是怎么设置的，国家和市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涉及我们的认知领域、道德领域和审美领域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好像一切都有了‘标准答案’。”
“在彼时的时局下，汪老师的写作实践可以视作是一种抵抗。他背后的支撑，第一我认为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明历程，尤其是我们思想书写的历程；第二是中国20世纪的革命探索。可以说汪老师的抵抗，建立起了一种真正思想传承的谱系，是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中国士大夫身上能动性的传承，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思想贡献，堪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典范。”
“在当下总结这部书的意义，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它达成了打破原先空间的时间化倾向，首先是还给我们中国的历史空间以应有的尊严，同时也给全球南方，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空间以应有的尊严，进而去探索一条自己通达普遍性的道路，我想这正是汪老师的著作给世人的启发。”章永乐说。
“21世纪中国思想界反思现代性的开端”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20年来，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书中设置的议题、提出的问题和概念，在今天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有解释的活力和效力。”陈赟在发言时认为，汪晖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中国的崛起多是在经济层面，现在已经到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20年前我们是通过现代化，通过融入世界体系来寻找自己的位置。那时我们还是‘现代’和‘世界’的参与者、适应者，但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参与进了‘现代’和‘世界’的定义。这种变化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秩序格局的转变。”
陈赟
“汪老师的这部书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是对中国思想做了谱系化的处理，从天道、天理到公理的演变过程中，也在深层面涉及对‘天’的内涵的解读，以及自我调整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来定位人类的文明？如何定位人格以及智力本身？我想这正是摆在当下时代面前的深层问题。汪老师对于中国的现代思考，可以转化为我们的思想资源去回应这些问题。”陈赟说。
丁耘
“重读《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我特别注意了重印版的前言。”丁耘在发言时表示，应该特别重视汪晖在实践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论。“汪老师的这部书出版20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下，全球化引起了全球性的逆全球化反弹。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中国人‘夺走’西欧和北美工人的工作，这是一切矛盾的根本；第二，不断加速的科技创新太让人震惊了，我想今年春节前、后大家的感觉都不一样。面对这两个问题，如何同时解释体、用的问题？这不是人工智能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当代思想界要回答的问题。反过来我们也要解释包括人工智能在内带来的剧变，危机背后的出路是什么。”
吴飞
“2005年春天，国内学术界有两个大事件，一个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后，清华大学为汪晖老师举办了研讨会；另一个则是甘阳老师在清华大学做了‘通三统’的讲座（2007年，甘阳所著《通三统》由三联书店出版。记者注。）这两个事件间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性，可以视作是21世纪中国思想界反思现代性的开端。”吴飞在发言时回顾说。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问世后，我一直在关注汪老师后面的研究。他相继推出了《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2015年）和《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2020年），可以视作对20世纪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现代性探讨的延续。在当下，我们已经度过了21世纪的前四分之一，还不能完全界定未来时代的走向，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在这个世纪人类的现代性演进中肯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汪晖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
“在当下全面反思中国现代思想演化的历程，我想同这个世纪初乃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的心态不大一样。之前，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其实包含了很多不够从容的因素，有一种要迅速进入现代，加入到现代体系当中的急迫感。但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过去匆忙、急切的状态，能够比较从容地反思现代性的来源、现代中国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中国思想和古典中国思想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更应该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和《通三统》视作中国学术界建构21世纪现代性话语的开端。”吴飞说。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通三统》，甘阳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2月
针对以上学者的发言，汪晖随后也分别做了回应。他特别提及当下科技发展的高速迭代，已经远超过往政治性的范畴。“我们可以看到ChatGPT在美国，Deepseek在中国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体制下诞生，但都产生了巨大的、持续性的能量。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物的世界进行如此颠覆性的改造，其影响是我们谁也预想不到的。过去马克思也批判过拜物教或者说物对人的控制，但‘物’本身在今天的能动性可以达到如此高的程度，这是现代性第一次碰到如此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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