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博物馆年度重点大展“大邦之梦”系列第三展“吴国的北方朋友”特展正在苏博本馆对外展出。此次展览，以晋、楚、吴三国的文化交流为明线，以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与礼制文化为暗线，呈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
展览开幕当天，澎湃新闻走进苏州博物馆，与此次特展的内容策划、苏州博物馆学术科研部刘彬彬进行了对话。在他看来，晋、吴关系是围绕基本脉络展开的重要叙述，基于晋吴交往的文献记载。从三晋出土的吴国器物来看，吴与晋的交往有着社会层级全面、地域范围广阔两个基本特点。
澎湃新闻：苏州博物馆自十五年前推出“吴国王室青铜器特展”后，又先后策划了“吴钩重辉”“兵与礼”“大邦之梦”等以展现吴国历史与考古为核心的展览，这些展览多围绕着吴、越、楚南方三国的关系铺陈，此次“吴国的北方朋友”特展首次将吴国的关系网络延伸到了黄河流域，能否先请您谈一下展览的策展缘起及策划思路？
刘彬彬：关于展览的缘起就像问题中提到的那样，过去苏州博物馆的主要兴趣一直集中于吴、越、楚这一长江中游至下游的区域，这一区域从考古出土甚至考古学文化上来看是具有共性的，因而之前的策展视角也主要由考古学物质文化出发，从每次展览的名称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依次聚焦于兵器、青铜礼器、玉器、原始瓷器等。然而吴越楚虽在物质文化上具有共性，但如果从文献角度去切入春秋中晚期的长江流域，可以看到三家诸侯的关系多数时候是僵持乃至冲突的。这种矛盾性其实刺激了我们在进一步策划与地域文化相关的展览时扩大视角、扩散思维，从而开始将吴国放置到整个春秋争霸的舞台上去考虑展览主题。而在《左传·成公七年》中帮助吴国“通于上国”的晋国及申公巫臣很自然地成为我们的首选。也适逢近两年山西博物院自与南京博物院合作举办“晋国”特展以来，一直积极地推广宣传晋国历史与考古发现，我们得以比较顺利地开启这次展览的筹备。
展览现场
关于策划的思路，由于展览主题为“吴国的北方朋友”，这很好地帮助我们框定了展览的布局走向。一是对“北方”朋友，即对晋国的介绍是展览的一条基本脉络；二是晋、吴关系是围绕基本脉络展开的重要叙述，基于晋吴交往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将展览主要重现的时段确定在春秋时期，甚至是春秋的最后一百年；三是对“朋友”，朋友一词的今义需要我们对当时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通、交流与交往做出解释，而朋友在金文中有宗族兄弟之义，这正好与文献记载的吴为周太王之后、晋为周武王之后的同宗关系相契合，也使得我们需要去理解当时的一些礼仪与宗法。
展览现场
基于以上，我们将这次展览定义为以申公巫臣为场景串联，以列国争霸而礼渐崩、乐渐坏为故事背景，重现晋吴的百年交往，随着这段历史还原展示的，还有春秋时期的联盟与干戈、誓言与背弃。
澎湃新闻：公元前589年，楚国高官巫臣奉命出使齐国，却在半途带着夏姬逃往晋国。巫臣的叛逃让晋国获得关键情报，为后续联合吴国对抗楚国埋下伏笔。此次特展是如何用展品引出巫臣这一重要线索人物的？
刘彬彬：关于巫臣的引出，我们是从他的名字称呼入手的。对于观众来说，“申公巫臣”这个名字本身可能就不是太好理解，因此我们对这个名字做了拆分，尤其是对“申公”。“申公”其实是楚国消灭申国之后，在申地设置的地方长官，而带有“申”“南申”“申公”铭文的青铜器在南阳地区出土甚多。于是我们选择了南阳八一路墓地出土的彭子射盂鼎作为展览的第一件文物，上面的铭文“申公之孙彭子/射儿择其吉金/自作飤盂眉寿/无期永保用之”即帮助我们最直接地解释了申地何为、申公何为。
彭子射盂鼎展出现场
澎湃新闻：前不久，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其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于海外文物回流问题尤其关注，我们看到这次展览的重磅展品“晋公盘”，也是由公安机关海外追缴回来的，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晋公盘展出现场 晋文公铸造 铭文记载联姻楚国
刘彬彬：晋公盘最早于2014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吴镇烽研究员披露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论坛上，铭文内容与清代《筠清馆金文》记载的一件晋公盆相近，发布后也是在论坛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多是在“只闻其名，不见其器”的情境下发生的。之后一直到2019年，山西省公安厅对外通报，从境外成功追回几年前被盗卖的春秋时期晋国青铜重器、国家一级文物“晋公盘”，并入藏山西博物院，大众才得见其真身。
晋公盘展出现场（局部）
晋公盘本身器物造型生动。浅腹平底，下接三人形足，人为裸身跪姿，双手背缚。盘外壁饰一周双龙交缠纹样。内底中央饰两条浮雕盘龙；双龙中央有一只双翅展开的圆雕水鸟；双龙外缘为四只圆雕水鸟和四只浮雕游龟；再向外延，又设四只圆雕尖嘴跳蛙和四条圆雕游鱼，惜各缺一只；最外圈则有四只圆雕圆吻蹲蟾、四只圆雕游鳖和七只浮雕尖嘴游蛙；盘内壁一周还设有四条浮雕游鱼。其中圆雕动物，都能360度转动，部分鸟喙可以开合，鳖首可以伸缩。
晋公盘展出现场（局部）
整器经过上海博物馆X射线CT扫描，发现铸造工艺也相当精湛。铜盘整体大量使用化整为零的铸接、焊接技术，盘内的圆雕动物则以一根小立柱与盘底相连，立柱柱头与动物腹部预留的榫卯相接，柱尾铸焊在盘底预留的孔洞中，这种榫卯结构可确保动物在水平旋转的同时不致移位。与之风格相近、工艺类似的器物还有上海博物馆藏子仲姜盘、山西博物院收藏的出土于闻喜上郭墓地的刖人守囿车。
晋公盘展出现场（局部）
最为重要的则是晋公盘内壁的七段铭文。铭文内容按大意可分三层，依次为晋公追述先祖及皇考功绩、自述功业以及告诫祝福嫁往楚国的长女孟姬。由于这位晋公在文辞中提及父亲为献公，其身份很可能是惠公夷吾或文公重耳，再结合作器者对自身事迹的叙述以及嫁女至楚之事，学界多判断此位晋公即为晋文公重耳。又有学者进一步推论，此时晋楚关系尚佳，嫁女铸器或发生在晋楚城濮之战之前。
澎湃新闻：展厅中，两件“紫水晶珠”在以青铜器为主的展柜中显得格外亮眼，不少观众参观后觉得制作工艺审美都很现代。这两件饰品一件出土于襄汾，一件出土于苏州，但产地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公元前584年，巫臣出使吴国，也是选择了一条沿东部海岸线的交通路线，这是为何？
现场展出的紫水晶珠
刘彬彬：关于这次展览中晋吴交通路线的展示，我们其实给出了两种可能。一是以春秋时期流行的一类提梁盉为线索，这类提梁盉较早出现在江淮一带，如展览中出现的蚌埠双墩一号墓出土的春秋中期龙首流提梁盉，后在吴、楚、越都可以看到广泛的使用，如镇江谏壁王家山出土的吴式提梁盉，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式提梁盉，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的走兽盖提梁盉，而在山西地区也出现了腹部扁鼓、上接提梁的铜盉，这种器类的传播可能即伴随着人的流动，并反映了江淮地区在春秋时期之于南北交通的重要价值。二则是辅以文献记载，《左传·成公八年》有“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莒国大致在今天的日照、临沂地区，于是我们想到了东部沿海的特产——紫水晶，依旧是从物的角度去反射潜在的交通路线。至于巫臣为何会选择一条相对绕路的沿海通道，这其中可能有政治局势的影响，比如穿行江淮可能会受到楚国的干扰，同时古代的气候、水文环境可能也会影响到每一次外交出行的路线选择，尤其从晋国到吴国需要穿越黄河、淮河、长江三块巨大且不稳定的水域。
澎湃新闻：晋国青铜器在春秋中晚期晋景公迁都新田后发展至巅峰，深受列国欢迎，其全新的工艺与风格，被称作“新田风格”或“侯马风格”，在此次展品中有哪些典型器物代表？
刘彬彬：新田或侯马风格的青铜器无论从外观还是工艺上来看其实都有着较高的统一性，即我们在外面参观时，可能很容易就可以将一件侯马风格的青铜器从其他器物中分辨出来。而这次展览中，我们认为最能够代表侯马风格的铜器是出土于太原金胜村赵卿墓的一件铺首牛头螭纹鼎。这件铜鼎在纹饰上即是我们说的最普遍的侯马风格，器盖和器身都装饰极富晋国特色的螭龙纹样，一组与牛首搭配，一组则是依次上下颠倒的衔尾造型；盖顶有三头侧卧且头顶宝珠的小牛，圆雕式的动物形象使我们联想到晋公盘内那些可活动的立鸟与龟蛙；器身两侧出现铺首装饰，这在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中尚不多见；器足与众不同的颜色和锯齿纹样则表明这件铜器是一件典型的分铸产品，从细节之处为我们还原了侯马铸铜遗址的批量化、标准化与部件化的生产场景。
铺首牛头螭纹鼎展出现场
澎湃新闻：巫臣访吴主要目的是教吴人如何作战，包括教授战法、赠与兵车、教习射箭等，以此制衡楚国。此外，巫臣还留下自己的儿子屈狐庸负责吴国的外交接待，那么，在这期间，中原礼法有没有可能也传道于吴国贵族？在宗法继承方面，吴国又保留了哪些自己的地方特征？
刘彬彬：如果要说中原对吴国的礼法影响，最直观的证据可能还是来自出土器、铭文器等。而提到苏州出土的吴国器物，可能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真山大墓，尤其是墓内出土的一套玉覆面与玉珠襦。由于南方地区较少见到玉覆面葬具，吴国虽深受楚国影响，但楚国目前发现的玉覆面屈指可数，荆州秦家山出土的玉面具还是一件整雕式的，因而苏州真山墓地D9M1大墓所出的玉覆面可能就是仿效中原礼法的一个见证物。我们在展厅中展出了一件发现于河南南阳万家园M202的玉覆面，一共由51片玉片组成。玉片上多有穿孔，可能不是直接覆于人面，而是穿缀于织物上再用作覆面。之前提到，南阳地区大概在春秋早期即已落入楚国的统治，此地被楚国吞并的诸侯国除申国外，还有吕国，这件玉面罩可能就是某位吕国贵族的遗物，风格与晋侯墓地出土玉覆面十分接近。按照文献记载，吕国早期受封于山西，又称“甫国”，之后在西周宣王时期改封于此。吕国常与申国一起出现于先秦文学中，《诗经·王风·扬之水》有“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
现场展出的出土于河南南阳万家园M202的玉覆面
但在一些基本的血亲宗法运行规律上，吴国可能还是保留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我们曾经举办过“兵与礼”的特展，专门探讨过吴国在兵器铸铭、兵器礼器化中的特殊性。其次从我们这次展出的“吴王余眜剑”铭文内容出发，虽然余眜先强调了自己是寿梦之子，但还提到自己是余祭的弟弟，这点置于铭文中略显多余。在中原诸国并非没有兄终弟及的先例，只是这样的事迹很少会作为彰显身份的文字，而被铸于青铜礼器之上。这并不符合嫡长子继承的正礼，或许也不宜作为重要祭祀的一段辞令。
吴王余眜剑展出现场
澎湃新闻：从文献记载来看，晋国的这次远交无疑是成功的，就在巫臣使吴的同年，吴国逐一翦除楚国盘踞在江淮东部的势力后，终于在公元前506年，柏举之战，吴国给予楚国军队正面重击，继而长驱直入，攻入楚都郢，楚昭王出逃去往随国。这在此次展出的楚国的青铜器物上有哪些展现？
刘彬彬：我们馆这次其实也展出了一些以往并不常展出的铭文铜器，其中一件“曾子與簠”（與带偏旁辶）伴随着随州文峰塔墓地M1的发掘资料公布，其内涵价值也得到了扩充。2009年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M1发掘出一套编钟，上有“吴恃有衆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削，而天命将虞”“复定楚王”等文字，重现了吴国伐楚、楚昭王奔随和曾侯與救楚并帮助复国的相关事迹，曾侯與即为曾子與继位后的称呼。
现场展出的曾子與簠
我们的这件“曾子與簠”，整器虽满饰蟠虺纹，但器腹、器底纹样与圈足纹样又有所区别，腹底位置每个小单元为一条双首蟠虺，虺口吐出长舌；圈足位置为常见的矩形蟠虺纹，另搭配一周綯纹，足见作器者在器物铸造前对设计本身做了计划，并与常见的楚式蟠虺纹簠有意区别。内底铸有铭文两行六字：曾子與之行簠。日本书道美术馆藏有同铭器盖。
澎湃新闻：在展陈“会盟”部分，展出的“侯马盟书”涉及多个敌对氏族，包括邯郸小宗赵氏、先氏、史氏等。而1965年在侯马晋国遗址内发掘出了数量五千余件的盟书，字迹可辨识、内容可释读的盟书数量在六百余件，如此数量巨多的盟书说明了什么？
侯马盟书
刘彬彬：侯马出土的这一批盟书在内容上其实具有相似性，多为晋国晋阳赵氏大宗强调宗族内部团结，联结政治党羽，以求一致对敌。盟书记录的誓言往往言辞激烈，开头宣誓前即言“敢不剖其腹心”，末尾则说如有违誓言，将被神明殛之。这类盟书被归为宗盟类。侯马盟书的整理者根据盟书内容，还分出委质类（立誓委身于赵氏）、纳室类（发誓不吞并彼此财产、奴仆）、诅咒类（对已发生罪行作谴责与诅咒）、卜筮类等。这种数量巨大，且短时间的反复盟誓，朱凤瀚先生在其《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中认为是家主对家臣（亦有大宗对宗室成员）出于不信任的单方面要求，是一种制约力衰退、人身依附关系衰弱而不得不反复盟誓的现象，盟书可以反映出宗族仍是行为实施的基本框架，但大小宗的血缘等级在社会关系中已缺乏强制力，而不得不采取盟誓行为，宗族内部家臣与卿大夫间的人身关系亦趋向集权政治下效忠依附的官僚体制。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名称为“吴国的北方朋友”，那吴国与晋国贵族的交往是仅限于最高等级的晋公与执政卿，还是多层次与全方位的？何以见得？
王子于戈展出现场
刘彬彬：从三晋出土的吴国器物来看，吴与晋的交往有着社会层级全面、地域范围广阔两个基本特点。层次深主要指的是出土吴国器物的墓葬等级，例如我们这次展示了出自金胜村M251的方形暗格纹铍，M674的一件吴式鼎，M673的一件吴王夫差鉴，M251是公认的赵卿墓，M674墓主可能是赵氏的家臣，与M673是一对夫妻。如果暂不考虑器物的二次馈赠，也就是说吴国对晋国的笼络并不止于晋君，也不仅是最高层的执政卿，还包括卿族下的家臣，这一点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赵孟介壶铭文中也可窥见，铭文明确表明吴王将吉金赐予了联络他与赵孟会面的引见人。地域范围广阔则见于另一件铭文器“王子于戈”，王子于目前多认为是吴王僚为王子时作器，而铜戈发现于今天运城万荣庙前，在山西的西南角，与出土吴王夫差鉴的太原金胜村直线距离超过300公里。而在太原以北的忻州原平曾出土吴王光剑和极富吴国特色的双线S纹铜器，太原东南群山间的榆社县则出土有吴季子剑。
澎湃新闻：最后，您认为此次展览策划的难点在哪里？展陈有哪些创新？
刘彬彬：内容策划上的难点最主要的是在文物与文献的对应上，这个问题本身在考古学语境内就是一个棘手难题，要进一步将考古成果转化为公众容易消化的逻辑性知识就更加困难了。与此同时，对先秦典籍采用多少的置信度，也是比较困扰我们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简单粗暴的方式，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相关情节只用《左传》的记载，确保文献材料来源的统一性。
展览现场
还有一些难点来自展厅，比如本馆的灯光条件相对来说没有西馆好，而在陈列青铜器时，这个弱点会被进一步放大，因为青铜器纹饰、铭文、铸造细节的展示缺失必然会影响这件青铜器在这个展柜、这个位置上的语境价值，我们这次的形式设计老师也是考察了以上博为代表多家擅长陈列青铜器的博物馆，综合了展柜底发光和柜外打光的形式，确保青铜文物的细节不因光线而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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