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滕泰 张海冰
从去年出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今年九大任务之首，再到《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出台，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容，充分显示出决策层对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高度重视。但目前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一方面规模较小，力度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沿袭了行政主导的政策实施方式，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效力。如果能够尽快出台规模更大的消费补贴政策，并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和市场，会更有效提振消费需求，推动中国经济尽快企稳复苏。
只有达到足够规模，消费补贴政策才能真正见效
“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努力把消费打造成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压舱石”，已经成为当前的决策共识。但当前“以旧换新”等消费政策投入与国民经济体量相比仍显不足——去年1500亿元补贴资金仅占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0.3%，今年即使规模翻倍至3000亿元也仅占0.6%，与GDP相比就更加微不足道。政策效应反映在经济数据上更为直观：去年8月至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速仅从3.4%微升至3.5%，CPI同比涨幅却从0.6%回落至0.1%，折射出市场预期偏弱、通缩压力加大的深层挑战。
实践证明，消费刺激政策若力度不足，难以扭转供需格局。这种以小规模尝试为特点的消费补贴模式，恰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逐段切除鼠尾”，恐怕难以改善需求偏弱的格局，还可能会强化市场消极认知。反观中外成功经验，无论是2008年我国4万亿投资计划（占当时GDP的12%），还是2020年美国3万亿美元纾困方案（占GDP的14%），均以“一步到位”的超常规力度快速扭转预期：前者推动GDP增速触底反弹，后者助力美国零售市场三年扩容三分之一。这些实践案例昭示，唯有政策力度与问题规模相匹配，方能实现市场预期的根本性逆转。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有复苏的迹象，但仍面临需求收缩压力和通货紧缩挑战，面对135万亿的GDP总量，为了找准畅通经济循环的精准发力点，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全球最大消费社会”的惊险跨越，消费补贴规模应当在万亿级别，比如每年3万亿元，分上半年、下半年两次发放，人均2000元，才能起到撬动经济飞轮，释放消费潜力的效果。
钱从哪里来呢？考虑到每年50多万亿元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中，有25万亿左右是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通过压减其中的低效、无效投资部分，每年至少可以腾出2-3万亿元资金；同时每年大约还有1-2万亿元的财政资金用于出口补贴，其本质都是用中国的财政支出补贴外国政府和国外消费者；另外各级政府还给予本地企业大量生产补贴，包括免费的土地、代建的厂房办公楼、减免税收、赠送的新能源指标、甚至直接现金补贴等，每年合计数万亿。总体来看，减少低效无效投资、出口补贴和不必要的生产补贴，长期每年可腾出5万亿元以上用于增加消费补贴。
以旧换新政策的局限性和持续性
回望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的“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政策，其历史贡献值得肯定：彼时我国城镇化率47%、汽车家庭普及率不足5%，政策精准对接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窗口期，以“财政投入1元撬动市场7元”的杠杆效应，成功释放了蛰伏的消费潜能。这种定向补贴特定商品的模式，在当时供需结构下确实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当前中国消费需求已经明显不同，在家电普及率超95%、汽车户均保有量达0.45辆，非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已占居民消费支出60%的现状下，现有政策工具仍聚焦在耐用消费品领域，未必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航道。同时，这种限定若干种耐用消费品，由行政部门主导的消费政策实施模式，放大了“有形之手”的作用，忽视了消费者的公平机会和选择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效力。
对大部分未参与以旧换新的行业公平性有待提高。去年9月政策出台后，家电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月度累计增速从8月的2.5%跃升至12月的12.3%，印证了政策工具有效发力。但与此同时，汽车零售额增速仅从-2.4%提升到0.5%，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速从11.8%下降到9.9%，餐饮收入增速从6.6%下降到5.3%。这些行业销售的疲软，可以证明政策补贴受惠行业太少，尤其是服务行业基本没有受惠，不仅对消费需求产生整体拉动作用有限，而且对于未能进入目录的行业和企业，尤其是大量中小企业公平性有待提高。
另外，受制于当前政策的执行方式，只能通过少数商业平台才能参加活动，绝大多数线下渠道和中小商家都无法参与。例如，有些地区要求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企业必须具备先期垫付补贴资金的能力，这就让绝大部分中小企业退出了参与活动的行列；较为繁琐的申请、审核和资金拨付流程，也让中小商家无力参与，而中小企业恰恰是最需要支持和帮扶的经营主体。
对消费者覆盖面有待提高。对于大量中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群体来说，衣食住等基本支出占了消费开支的大头，对手机、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并不紧迫，而对于中等收入以上群体来说，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越来越高。如果只补贴耐用消费品，这部分消费者就无法享受。而通过“领券”甚至“抢券”的模式来发放消费券，对那些没有相关信息或者没有能力“抢券”的老年消费者更有失公平。
寻租风险上升。不论是委托中介机构选择，还是通过招标确定，能够享受政策的产品、企业和渠道最终都是由政府部门决定的，少数不合格的企业就可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进“政府目录”，还有一些企业和平台将政府补贴视为“唐僧肉”，不是通过服务消费者增加销售金额来获得补贴，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刷单”套取补贴，造成了财政资金的浪费和经营环境的恶化。
促消费“杠杆率失真”误导。当前的以旧换新政策很可能补贴了家庭计划内消费，而不是激发新增消费。微观调研发现，很多参加以旧换新的消费者是原本就计划淘汰旧家电，购买新产品，有补贴当然更好，没有也会购买。这样的活动就是补贴了存量需求，而不是激发增量需求，实际杠杆远远低于有关部门自己测算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以旧换新政策出台后，在家电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的同时，家用器具类商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却明显走低，从8月的-1.8%下降到12月的-3.3%。如果是因为统计时采纳的价格是扣除补贴的价格，那么这种变化尚属正常，但也会从数据上加重通货紧缩的现象，对市场预期形成误导，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如果是包含补贴的价格仍然下行，那么就透视出更为严重的通缩压力，更加值得重视。
执行效率难免下降。以旧换新模式首先要求企业申报，还要求基层政府商务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完成细化方案，选择商品、企业、渠道，培训相关人员等大量工作，这些要求都会增加企业的工作量，抬高了企业参与的门槛，对于基层单位来说也是勉为其难。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有些省的消费补贴不足百亿元，但商务部门在推进过程中却要克服重重困难，做各种动员。因此，从实践来看，这种政策执行模式应对1500亿元规模的补贴政策暂时还能落地，目前来看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今年扩张到3000亿元时就有难度，不但边际执行效果会明显下降，而且落地越来越困难；如果补贴规模进一步放大，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时间成本进一步上升，由地方部门主要承办的模式就将难以持续。考虑到经济形势的需要，尽快为万亿以上的消费补贴政策探索新的政策落地方式，恐怕是大势所趋。
把消费的选择权交给消费者和市场
为了尽快扭转消费疲软、内需不足，不仅需要尽快推出万亿元级别的消费繁荣计划，而且要采用新的补贴方式，把消费的选择权交给消费者和市场，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实现促消费政策落地。具体而言，可以采用全民发放通用消费补贴（消费券）的方式，也可以只为6亿中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补贴（消费券），政策可以对消费券的使用期限作出规定，但这些购买力用于哪些产品或服务，则不加限制。
从公平性来看，通用消费券既可以用于餐饮、服装，也可以用于旅游、娱乐，既可以用于汽车、家电，也可以用于装修、养老等各行各业。无论对于消费者、企业、产品和渠道而言，都不存在歧视，公平性都大大提升。
从效率来看，只需要中央层面统一制定一个严密公正的消费补贴计划和发放领取细则，确保消费补贴能够直达居民账户，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无需再从事繁琐的申报和执行，补贴发放之日，就是消费启动之时，效率会大大提高。同时也从根本上杜绝了不合格产品和企业寻租，以及套取财政资金的可能性。
从效果来看，市场化发放的消费补贴，消费决策完全由居民自主决定，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在补贴一部分存量需求的同时，会极大地激发新增需求，而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推动产品提高质量，企业改进服务的最大动力。
最后，将万亿级别消费补贴的最终选择权交给消费者，尽管在对中国的宏观决策上来说是史无前例，但它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对于全球的企业和投资者来说，是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利好政策，可以极大地提振对中国经济信心，对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当前正处于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节点，决策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九大任务之首，及时推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计划”，为下一步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只要我们不断加大力度，下决心以市场化方式实施万亿元级别的消费补贴计划，同时提高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比例，提升社保水平，加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型，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不断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就一定能够扭转内需不足的局面，迎来中国经济的复苏繁荣。
（作者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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