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2日，“中国古代石刻研究学术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举行。本次论坛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中国武则天研究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浙大城市学院、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吉林通化师范学院、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博物院、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学报期刊社等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聚焦中国古代石刻及其文献发现，深入挖掘中国古代石刻资料的学术价值，系统总结石刻研究的理论方法，着力推动石刻研究与史学研究协同创新。
论坛开幕式由冯立君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主持，他在引言中表示，中国古代石刻兼具文献材料与历史遗存两种属性，具有丰厚的研究价值，但石刻研究如何成为历史研究推动力、如何推进学术范式创新等问题仍有待探索，这些正是本次论坛希望研讨的学术议题。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李秉忠教授致欢迎辞，他热情介绍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80年的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并指出学院史念海、黄永年、杜文玉、周晓薇、拜根兴等学者对石刻资料的研究有深厚积淀与传承创新，希望本次论坛通过深入研讨交流推动学术发展。最后，西安兄弟单位代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党斌、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王庆卫分别发言，介绍两家单位在石刻研究领域的职能与发展成果，期望与学者加强交流合作，实现资源互补，共同推动中国古代石刻研究发展。
一、中古石刻研究路径反思
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阶层地位转型为核心理解唐代墓志碑刻的意涵所指。他首先分享自己研究墓志时受到的启发及思考：第一，中国人对历史的了解是建立在以正史为中心的自洽系统之上，墓志并不能取代正史，而是拾遗补阙；第二，墓志能带来一种学科方法的突破，或可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但能否与正史并列，仍需讨论；第三，受人类学的启发，墓志也可理解为一种符号象征；第四，墓志应理解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象征。他认为，墓志是以政治意义上的职官系统为核心，而将文化意义上的家世渊源摆在第二位。这与魏晋以来士族社会的演变密切相关，大族与皇权的共治逐渐解体，皇权通过科举考试构建新的官僚集团，国家权力得以坐大。唐代墓志碑刻就体现出这种阶层地位的转型，即国家行政官员逐渐替代原有大族的贵族政治。最后，他指出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如何形成材料充实、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尚待进一步研究。
夏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分享了利用石刻资料研究唐代地域社会史的心得。研究中从“千碑一面”走向“一碑一事”，碑刻结构化文字背后的特殊性愈发凸显。他认为，石刻所见的历史画面应当与传世文献所见相异，才能体现石刻的价值。因此，石刻研究需要寻找石刻行为背后的大事件，即通过石刻的文本、物质、演变过程来考察地域社会的诸方面。石刻研究的诉求是从“地方性”发现到“整体史”建构，他所做的个案研究最终都是要回应唐史研究的重大问题，而描述石刻所揭示的历史细节则是这种回应的体现。他将石刻研究的方法论归纳为三种：史料拓展，即注重所用史料时代的前后推移及方志资料的开拓；理论引领，主要借鉴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打开思路；田野调查，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历史地理、信仰与习俗的流传等情况。最后，他总结道，石刻资料是起点但不是终点，地域社会是观察唐代历史的视角而不是地方历史的再现。以石刻资料为入口，在细读石刻文本的基础上，借助以上三种方法论，实现从地域社会历史细节的挖掘到历史整体面貌的再发现，应是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分享了系统调查唐代碑志的若干思考。碑志调查应与碑志研究分开来做，前者追求系统性，后者应该少而精。最近二十年以新出墓志为中心的研究论文很多，但研究的同质性较强。碑志调查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汇聚性的工作，二是利用地缘优势做精品整理。目前碑志调查工作存在“厚今薄古”的倾向，缺乏对晚清以来旧拓的系统调查，对于碑刻、造像、摩崖等其他门类石刻的拓本刊布、调查整理明显滞后。从学术训练而言，我们对于石刻资料运用种类的丰富性，与清代学者相较是下降的。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清末以来金石学家的著录，结合各图书馆所藏拓本与实地调查，摸清唐代碑刻的家底。目前刊布的唐碑拓本，侧重于书法价值与文物价值比较高的碑刻，以早期拓本为主，对清以来的拓本有所忽视，形式上以翦裱本为主，对石刻史料性重视不够。从影印方面来看，仅重视书法价值比较高的碑阳，对于史料价值较高的碑阴，往往未有刊布。由于碑尺寸较大，已影印出版的多数在质量上仍有提高余地。重新系统调查能看到的地面石刻，较墓志刊布来说更具抢救性，但这需要学界同仁利用各自的条件共同推动，如此，未来的局面会有很大的改善。
王连龙（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梳理了中国古代石刻的定名方式与分类发展过程。先秦、秦时期石刻分类开始萌芽，初步具备了神性崇拜和文献属性。汉唐时期《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都对石刻进行分类，愈发重视文本价值并依据体裁划分小类。两宋时期金石学发展推动石刻分类在脱离正史、简单罗列的基础上出现基于物质形态的“石刻类”观念。元明清时期石刻分类走向完善，金石义例学的研究注重总结归纳金石体例范式并进行系统构建，但体例范式、物质、文献、文体分类方式的共存也使石刻的分类走向琐碎化。近现代以来马衡、黄永年、赵超等学者皆对石刻分类进行了理论研究。目前，基于现实学术需要应当构建“自名为主、他名为辅”的定名分类体系，并应用于出土文献整理中，重视这一石刻学基础性理论的推进。
周阿根（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探讨了数智时代墓志文献整理亟待规范的问题。当前，出土墓志研究方兴未艾，相关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分地域、朝代、领域的整理与研究各有进展。数智时代信息技术的变革给墓志等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文献的数字化方便文献的获取与利用，高性能的图像技术给文献的释读带来便利，AI为交叉学科的研究带来无限生机。但具体来看，数智时代墓志文献整理有以下亟待规范的问题，第一，朝代包含问题，如南北朝是否应该包含隋代？唐代是否应该包含五代？第二，墓志录文方面，用繁体字还是简体字？俗字是否保留？第三，墓志定名方面，依据首题还是简称？用志主的名还是字？是否保留俗字？是否保留职业、身份？同名墓志如何处理？志主女性配偶的不同身份如何处理？还有部分著作存在定名错误。第四，录文符号的使用，包括标点符号、缺字符、转行符号、补字符号、重文符号等。第五，其他如录文转行标准、避讳阙敬是否注释、录文是否翻译等。最后，他指出当前石刻研究急需在墓志断代目录之作、墓志数据库建设、墓志的深度校勘与注释等方面继续推进，并表达了对成立石刻研究全国学会的期待。
二、北朝隋唐墓志整理丛谈
杜文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梳理了唐代宦官研究相关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概况。据他统计，宦官及其夫人墓志、神道碑有250余件，近年新出现的宦官墓志约有八九件。记有宦官任职情况的各种状、制、敕、表、奏、疏、启、题记、题名等，共计170余篇，其中部分为石刻文献，如题记、题名等。石刻文献在唐代宦官相关政治史、社会史及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治方面，研究内容涵盖内诸司使系统、朝廷政治、监军使、外交出使、宦官官僚化等。在社会史方面，包括宦官家族、宦官娶妻的合法性、家庭结构、阶层籍贯分布等。经济方面，涉及宦官俸禄、食邑、房产、墓地与土地等问题。特别是宦官家族之间相互联姻及收养子女、家庭结构等情况，石刻文献蕴含着正史难以提供的丰富信息。最后他指出，石刻文献是研究唐代宦官问题的重要资料，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应与传统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同时目前石刻资料并不十分丰富，尚有待于考古工作的发展，以提供更多的资料。
梶山智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呈现了北朝隋代墓志整理与研究的进展概况。他首先回顾了石刻研究的历程。石刻自宋代以来被纳入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但若从其作为历史研究材料受到关注的角度看，尚晚于简牍、文书等。而在中国中古时期的石刻史料中，数量和内容最为丰富的是北朝隋代至唐代的墓志。随着墓志的大量问世，该时期墓志的全貌越来越难以把握。他最近出版了《新编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统计所得现存北朝隋代墓志共计2686件。对比唐代墓志总数，二者相差甚多，但墓志在北朝隋代也是相当流行。就墓志的普及程度而言，北朝隋代远不及唐代，因此可视为墓志文化的成长期，而唐代则是墓志文化的成熟期。近年来北朝隋代墓志相关文献迅速增加，现存北朝隋代墓志整理与研究的数量达2438件，与石刻研究的快速发展相符合。此外，目前可确认的北朝隋代伪刻墓志数量为239件，且部分伪刻墓志尚在流传，这是值得关注的情况。
周晓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回顾了她关于隋代墓志铭整理与研究的历程。2007年出版的《隋代墓志铭汇考》收录了五百余方墓志，《隋书》中许多人物没有立传，这些墓志能补充大量人物史事。对于隋代社会史、民族史、家族史与文化史范畴的社会成分、民生状态、家族婚姻、丧葬礼俗和地理沿革、宗教思想、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而言，这些墓志也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而后，她分别概述了《柔顺之象：隋代女性与社会》《片石千秋：隋代墓志铭与隋代历史文化》《贞石可凭：新见隋代墓志铭疏证》三部著作的研究主题与内容，并总结每本书的得失。最后，她从人物与世家、职官与地理、姓氏与民族、学馆、宫人文体、典故与音韵辨伪、谶言与撰书人署名、书法艺术与文化等方面介绍了即将出版的《琬琰可征：新出隋代墓铭搜补》的资料价值。迄今为止，她率领的团队共汇集到的隋代墓志铭（含存目）总量已逾1100多种，取得了值得欣慰的进展，但同时整理与研究尚有不足之处，还需精进。
吴炯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梳理了七十年来唐代墓志刊布情况，并分享了《唐代墓志汇编三集》的编纂情况。他与毛阳光、王庆卫三人分工合作，推进《唐代墓志汇编三集》的整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系统收集了七十年来唐代墓志的刊布整理情况：截止2025年3月，各类金石碑刻汇编整理的书目已逾1400种，各期刊集刊发表唐代墓志考释、研究的论文达4400余篇，目前统计的已刊唐代墓志逾16000方。新中国成立以来唐代墓志刊布有着明显的阶段性，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唐代墓志的刊布与整理呈现井喷式增长。主要有传统金石学影印出版、考古出土唐代墓志、地方碑石志整理出版、各地博物馆与公私藏家出版收录墓志图录及著作、姓氏碑志专题辑录、专题研究金石汇编、期刊刊布、网络数据库等形式。他还例举了一些著作在图版清晰度方面的缺憾，说明了部分材料难以获取的情况，并提请学界注意非核心期刊中的墓志刊布进展，认为其间还有很多工作值得推进。最后，他分享了《唐代墓志汇编三集》的出版进度及初步的整理凡例等信息。
马立军（陕西科技大学传统文化与艺术研究中心）以唐代北族墓志整理为核心，着重分享整理北族墓志必要性的思考。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下，基于唐代北族群体的民族研究兼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和唐代历史文化研究基本视角的双重属性。就墓志整理现状而言，地域性的墓志汇编兴盛，而民族人士的整理多集中于特定族群如粟特人或特定区域如丝绸之路沿线，与唐代民族多样性相比较现有整理存在不足。在录文过程中，存在误收汉族人士以及阙漏文字的现象，需要后续研究在拓本选择、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利用相近时期墓志文字书写程式化的特点进行补阙等方面继续提高。目前，从历代金石文献材料和博物馆收藏中已搜集北族墓志1200余方，利用精拓本、校本进行录文点校并对志主、作者等内容进行考证，已形成关于西突厥哥舒氏及阿史那怀道夫妇相关问题的学术成果。
三、石刻调查研究与学术省思
王庆卫（西安碑林博物馆）基于考古学视角，提出目前学界多重视墓志文本方面的探讨，缺乏对中古墓志形制，即文本载体本身的系统研究，应将墓志还原到墓葬系统中进行考察。目前可见最早的墓志是东汉熹平三年孙仲隐墓志，具备了墓志的基本特征。之后西晋墓志形制已逐渐制度化并影响了东晋、十六国的形制发展，文体方面也已具备序文、铭文，渐趋成熟，而南朝因恢复汉魏旧制、与东晋割裂使墓志制度化演变出现间断。北朝墓志在文化交融背景下具有平城、洛阳的明显分界，其中西晋因素仍发挥重要影响。至隋大业年间，墓志基本定型，形成篆书志盖、对称分布、志石四侧雕纹的格套。而唐代墓志在纹饰变化外，不同时期、地域也存有形制的特殊性，如中晚唐泽潞地区墓志带铺首、挽歌的现象。总体就中古墓葬制度的考古学研究而言，墓志从汉制、晋制发展到北魏制、唐制，其中有迹可循，但变化的诸多深层次原因仍需探讨挖掘。
高健斌（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介绍了福州摩崖石刻调查研究的实践与思考。首先，现存福州城区的摩崖石刻数量众多但著录、整理情况不佳，基于此，开展全面的文献与田野调查十分必要。目前，其项目正推进对各类金石录与地方志图书的整理和实地取材，全面搜集历代摩崖文字，同时通过描红、拓片、识别与扫描尽力还原文字实貌。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结合文献资料考证石刻文字中记录的年代、职官、人物等核心要素，以期在未来推出完整的《福建摩崖石刻集成》，服务于学术与文旅事业。
仝相卿（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在《宋代墓志整理与研究概况》的报告中指出，相较于唐代，宋代传世文献数量极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界对宋代出土墓志类新材料的关注度相对较低，甚至存在“漠视”乃至“无视”的现象。报告回顾了学界此前在宋代墓志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不足，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宋代传世文献中的墓志铭相当丰富，部分出土宋代墓志缺乏独特性；其二，宋代传世文献的丰富程度远超前代，通过传世文献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与通过墓志铭类材料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的结论高度一致，这使得学界在研究过程更倾向于传世文献，而忽视了出土墓志的潜在价值。此外，报告还对宋代墓志的未来前景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展望，即对写作较为特殊的墓志，值得加以单独分析。
张全民（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的报告《贞珉薪传——考古卌年墓志搜录》，系统总结了其个人四十年来参与西安地区墓志碑刻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经验，报告收录的100余方碑志多为其本人参与、主持发掘出土，并展示了部分重要研究成果，相关石刻材料涵盖北魏、西魏、北周、唐代、宋元以及明代碑刻。张全民指出出土石刻的价值不仅为墓葬编年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也为研究家族世系、联姻、人物经历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部分石刻为研究历代职官及仕进制度、重大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同时，石刻的出土对于研究西安地志、古长安历史地理、乡里村沿革、分布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地域社会史、女性生活史、宗教史和相关礼仪制度等研究领域中都有独到的价值。
董永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报告《访碑十年：陕西古代碑刻的田野调查与学术解码》，详细介绍了其在在过去十年间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的经历，并系统总结了个人的研究经验与体会，强调在石刻研究上应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专心致志亲躬实拓，以确保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在对石刻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一方面需拓展研究主题，突破传统以“证经补史”为目的的静态文本分析模式，转向动态的“文本书写过程”研究。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关注非文本符号系统，例如造像碑中的“图文嵌套”模式，其中文本与图像共同构成宗教表达的整体。此外还需积极使用新的技术与研究方法，例如碑石+AI+NLP（自然语言处理），突破个人知识和史料储备的依赖，为石刻研究开辟新的路径。
四、宗教石刻整理与社会信仰研究
孙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就中古道教碑铭的基本情况和研究进展进行汇报。道教碑刻有碑铭、墓志、造像、投龙记、刻经等主要类型，但现存道教碑刻数量远少于佛教，且缺乏道教碑刻的系统整理论著。目前学界研究多从宫观或墓志人物个案、法位体系、艺术史、佛道交流、地域社会及文化景观等方面展开。在其中，碑刻材料相较与文献更能直观反映基层道教活动实态以及地域和时间上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一是南朝道教的道观化转型催生出了以宫观碑铭和高道碑志为代表的道教碑刻传统，这种南方传统在隋唐得以延续并成为后世道教碑刻最主要的类型。二是中古道教放松与基层信众的隶属关系，消弭和国家政权间的紧张关系，从“祭酒体制”向“道观体制”转变。同时也应注意道教经典中反映的唐代道教“宗派”分际等问题在石刻中却并不清晰。2022年后，魏斌、刘莹、雷闻等人对道教地域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多有推进，同时在史料复原、互勘过程中亦有新的发现。
介永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介绍佛教石刻文献整理研究的概况。隋唐佛教石刻种类、数量丰富，主要有碑铭、墓志、塔铭、石函铭、造像纪、经幢、石经等七大类。相关的整理研究自隋唐文集的收录业已开始，其中又以僧尼碑志塔铭在形制特点、文献内容、新出土等方面较为突出，近期已有《隋唐僧尼碑志塔铭集录》整理出版，但书中仍存有误收、遗漏和缺乏图版的遗憾。此外，学界对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造像、题记有具体研究但缺乏对隋唐时期同类石刻总体情形的整合研究。目前，隋唐佛教石刻文献作为对传世文献的补充，研究多以僧尼生平、寺院建置、宗派分野等问题展开。未来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资料整理，与传世文献的互补以及宏观与微观视野的融合。
杨效俊（陕西历史博物馆）分享关于隋唐佛舍利崇拜相关石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体会。石刻是隋唐时期中国化佛舍利崇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细分为铭刻文字与石质舍利容器。针对铭刻文字的既有研究已对单个铭文、形制及历史背景多有挖掘，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扩展铭刻文字范围到记、志、帐等内容中考察该类石刻文字的功能与意义。其中，塔碑立于地上为教化之用，塔铭建制则有自上而下的规范，是崇供制度与瘗埋制度的连接点。至开元天宝时期，舍利地宫发展完善，舍利铭刻置于独立的纪念空间内，记、志、帐记录的内容愈发详实。通过这些石刻文献，佛舍利崇拜制度中地上与地下、物质与精神融为整体。
五、东亚石刻传播与文明互鉴
耿铁华（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的报告《高句丽碑刻的发现与研究》是纪念好太王碑建立1610周年的纪念作，对目前已经发现的三通高句丽碑刻进行了系统论述。这三通碑刻分别是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的好太王碑、集安高句丽碑，以及韩国忠州市的忠州高句丽碑。报告详细梳理了这些碑刻的发现过程、文物保护措施以及碑刻文字的考释与研究，认为已经发现的高句丽三通碑刻，尽管形制、规模以及碑文内容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总体上反映了高句丽碑刻制度的形成及发展趋势。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好太王碑的准确性，同时也为未来寻找高句丽先王墓碑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好太王碑的发现，证实了好太王确立了高句丽碑的方柱形制，忠州高句丽碑则是对高句丽碑刻性质的延续与发展。高句丽柱形石碑的发现，证明了高句丽碑刻制度的发展及影响。
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报告以《七世纪中叶东亚三国石刻碑志发展刍议》为题，系统回顾并展示了东亚地区金石碑刻发展历程。报告深入剖析了中原王朝碑刻与朝鲜半岛碑刻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异同点，特别指出新罗武烈王金春秋碑螭首与李勣碑头（螭首）之间的显著差异，以及这一差异对韩国学者产生的冲击。此外，报告还探讨了汉字文化要素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传播路径，揭示了中原王朝石刻碑志文化如何通过各种人文交流形式，逐渐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金石碑志在日、韩不仅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髓，还融入了当地的新因素，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碑刻文化体系，例如庆州崇福寺碑铭双龟蚨的形制在国内较为罕见，这一独特现象更加彰显了东亚文化圈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独特魅力。
郭雪妮（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报告《多贺城碑中的“西”——奈良朝的国界意识与征讨新罗计划》深入探讨了多贺城碑“西”字的含义，并对立碑背景、建造者身份以及征讨新罗计划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从多贺城碑建造的历史背景来看，石碑上部的“西”字与立碑者藤原朝獦及其父藤原仲麻吕欲出兵新罗的意图密切相关。立碑的初衷在于为征讨新罗立誓祈愿，但石碑上并没有直接出现与新罗相关的文字，这是出于当时的复杂的政治与外交因素的综合考量。多贺城碑设立的762年，本应是藤原父子计划出兵新罗的行动时间，然而由于光明皇后的去世以及道镜的出现，导致藤原父子与孝谦天皇之间的政治同盟解体，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藤原父子被杀，出兵新罗的计划也随之搁浅。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奈良朝时期的政治动荡，也揭示了当时日本在对外军事行动中所面临的复杂局势，以及国界意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六、碑石个案与中古历史图景发微
白玉冬（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以《阙特勤碑探秘》为题，基于对阙特勤碑鲁尼文的重新审读，从胡语和汉语不同语言文字材料的历史叙述差异入手，对后突厥汗国鲜为人知的一系列故事进行立体性构建。尤其针对默啜“篡位”与阙特勤政变这一关键史事，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突厥的法制törü最先由开国鼻祖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创建，在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失传，后于骨咄禄执政时期得以重新建立。默啜的即位是依据骨咄禄争取到的法制，并非“篡位”。然而默啜随后将其子指定为汗位的继承者，无意将汗位还给骨咄禄一族，这一举动引发了骨咄禄一族的强烈不满，成为阙特勤发动“政变”的根本原因。阙特勤的“政变”是突厥传统宗法与现实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突厥国内政治矛盾激化的集中体现。法制的传承反映了突厥汗国政治制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深入研究突厥汗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琴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以《权力与社交：再论唐代华岳庙石刻题记》为题，聚焦于学界以往较少关注的华岳庙石刻题记者身份，剖析这些题记背后的权力因素，进而揭示唐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生态，以及华阴县官员的交际网络和社交选择倾向。她指出华岳庙碑刻题记具有明显的权力属性：权贵高官更容易获得题记上石的机会。此外，华岳庙碑刻题记空间布局亦呈现出明显的等级性，高官的因公题记多被置于醒目位置。华岳庙题记上石作为一种稀缺文化资源，为华阴县官员利用华岳庙的宗教空间以及华阴县的交通节点位置来建构人际网络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契机。华阴县官员在利用岳庙题记发展社交圈层时，呈现出明显的分层倾向：对于朝官和高级地方官员他们表现出极大热情与恭顺；而对于下层官员和闲散部门官员，则相对冷淡，关注度较低。从而形成了交往圈层的核心和边缘。
李雪梅（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其报告中深入探讨了曲阜孔庙碑刻的“物治”功能，以鲁相三碑为例，认为在东汉孔庙管理和祭祀制度建立中，鲁相乙瑛、平、韩敕、史晨的接续之功尤为重要，设守庙卒史、增设礼器、蠲免孔氏亲族赋役、更新庙貌等系列务实之举，逐步强化了曲阜孔庙的官方色彩，揭示了孔庙从地方主导的家庙向官庙转变的历史进程。通过对汉唐碑刻事功主体身份的变化的考察，发现在曹魏时，孔庙地位进一步提升，由官庙转便为国庙：祭孔礼制从“鲁邦”地方之政上升为国家之政，成为帝王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曲阜孔庙碑刻的“公器”属性愈发显著，其“宪章故实、尊孔崇儒”的功能成为历代帝王自觉遵从的治国理念。
李明（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的报告聚焦于新近出土的《唐杨承烈神道碑》的考释工作。该碑作为新近发现的唐代石刻，保存状况良好，且历代金石著录均无相关记载。碑文所记录的葬地——京兆咸阳原，与咸阳洪渎原发掘的唐杨守规夫妇墓园、唐杨守贤墓等一系列同时期弘农杨氏家族墓形成了有力的互证关系。通过对碑文的细致观察，发现其笔划深峻，婉如新刻，且未见捶拓、人为破坏和自然侵蚀的痕迹。基于这些情况，李明认为该碑极有可能从未被正式树立。至于其出土地点与墓葬位置不符的原因，推测该碑于富平的石料产地制作完成后，在向咸阳洪渎原墓址运输过程中遗落于渭河故道。
黄楼（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报告聚焦于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梁栿唐人题记，结合新出的《唐宁有义墓志》，对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身世进行了重新考证。他认为宁公遇应为唐文宗时飞龙判官宁有义的养女，同时也是右军中尉王元宥妻子。同时指出题记中河东节度使当为郑涓，代州都督、供军使、兼御史中丞卢当为卢籍，通过对题记内容的系统分析，推断大东殿落成时间应在大中九年下半年。题名中提及的“大堡冶官衙前兵马使”中，大堡是晚唐五台山附近重要的矿区，归河东军掌控，其位置可能位于柏谷一带。
辛龙（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以《北周史君墓石堂建筑问题浅析》为题进行报告，对2003年于西安井上村出土的史君墓葬具中的石堂进行了考析：史君墓石堂建筑结构完整，石堂顶部采用两段式歇山顶设计，坡度由陡渐缓、稍有弯曲，人字形栱尾部并未上翘，这些特点清晰展现了北朝至隋唐建筑过渡时期的风格特征。与之相配合石堂版门、破子棂窗，及叠用两层一斗三升的斗拱一起，共同直观地反映了北周时期的建筑形制。尽管史君墓石堂上的浮雕中包含大量粟特文化题材，但石堂外形却呈现出典型的汉式风格。对于墓主史君而言，石堂的修造，不仅是其身后安享极乐世界的保证，更是其所属的在华外族群体利用和发展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积极顺应汉化潮流的体现，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在北周时期的交融与互动。
王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在报告《中晚唐文士家族盛衰变迁与墓志制作组合之多元化倾向——以韩益夫妇墓志为对象》中，对韩益家族姻亲情况与墓志制作组合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他指出，碑志制作过程往往能够反映出志主生前及家族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对中晚唐时期墓志创作组合的多元化特点的探讨，他提出唐代墓志制作存在着血缘性关系组合和姻缘性关系组合，由此进一步推展，还可见出友缘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组合。这几种关系基本囊括了唐代墓志制作与生产的主要模式。此外，由于经济因素的制约，这种高品位的墓志创作组合多存在于社会上层的碑志制作圈中。
陈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报告《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石刻研究刍议》对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石刻的研究史进行初步述评与梳理，指出学界对六胡州粟特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出土墓志的考证为主，并对六胡州粟特人的迁徙和汉化过程做了研究。此外，他系统整理了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争议与疑点，如学界对六胡州粟特人的家族族属传承和六胡州的设置等问题的不同看法。最后，在对未来研究展望中，他认为可以从祖先记忆、身份认同、郡望攀附、地域认同、家族史、中原化进程、六胡州粟特人家族与唐廷关系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为深入理解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与唐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李浩（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报告《唐石证唐集（两则）》汇报了两则与唐代碑刻新材料相关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新发现的《裴杰墓铭》《庞【女粲】墓记》碑刻材料的深入研究，认为“裴杰秀才”与“绛州曲沃县令”裴杰应为一人，成功解决了杜牧诗《和裴杰秀才新樱桃》著作权问题，现可判定此诗确为杜牧所作。据新见庾道蔚为其妻所撰《裴氏墓志铭》，重新检读杜牧《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文儒守礼部员外郎充翰林学士等制》以及李商隐《赠庾十二朱版》，对李商隐诗创作时间和庾道蔚及其妻裴氏家族世系考证等重要学术议题予以补遗。最后，李浩进一步强调了新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指出其能够增加历史细节、补全历史证据链，并为历史档案提供二次发现与阐释的契机。
七、石刻存藏保护与整理展陈
党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汇报陕西历代石刻文献及其整理成果。首先，截止2018年的初步统计，陕西历代石刻约有2万余通，广泛分布于省内各地且涵盖碑碣、墓志、造像各类型。经过历代传承，石刻不可避免受到自然侵蚀与战乱破坏、开发建设等人为损害，如顺陵残碑即先后经历关中大地震和洪水冲毁而断裂为数块残石。在石刻整理出版方面，陕西省社科院古籍所目前已出版1987年与2018年两次普查的石刻目录初编，“陕西金石文献汇集”系列曾以地域、年度为主题推出新版，《陕西碑刻文献集成》则集中出版目前所掌握的碑刻拓片，但以上成果在收录范围和图像、文本质量方面仍存在缺憾。未来也将继续推出石刻全文、语料、知识数据库，服务学术发展。
王乐庆（西安博物院）的报告《西安博物院藏碑志的史料价值与研究现状》，系统介绍了西安博物院藏碑石的分类、来源和研究现状与展望。她指出目前西安博物院尚未出版与藏碑相关的专著或者图书，只存在零星研究和对个体碑石的研究，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系统、成熟的科研项目和体系化研究框。此外，当前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存在明显不足，多局限于对碑文的表面文字解读，缺少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的深入挖掘与综合分析。最后，她强调了碑刻在佐证历史事件、增添史学史料以及反映民族交融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秦航（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的报告《贞石契影——馆藏石刻拓本的整理与研究》介绍了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馆藏特点及其研究情况，并重点介绍了馆内拓片和墓志碑刻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报告指出，在藏品整理方面，尤其是在图片资料整理和录文方面，目前仍存在研究深度不足、录文错误等问题。鉴于此，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计划在未来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展开合作，借助拓本形式，进一步推进馆藏石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论坛最后的综合发言环节由冯立君教授主持，他提出石刻历史源远流长，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文化现象；中国石刻发展创造出独特的文化类型，成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历史文化现象。李鸿宾表示，整场会议每位学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剖析学术研究成果，有不同方向的石刻整理，亦有具体石刻的问题探究，是一次学术盛宴的享受，启发很大。在报告本身方面，如耿铁华等先生在汇报时抓住核心问题，让讲述思路做到“片面深刻”而不是“面面俱到”，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仇鹿鸣表示，论坛涉及两方面的思考，一是新材料并不一定带来新的高水平研究，而往往只能带来新的论文，高水平研究需要我们对前人研究成果有深厚积淀与理解并结合理论驱动。二是就资料整理的规范性而言，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唐代墓志汇编》为例，学界过往在清晰录文的基础上已可以做到高水平的人名索引，未来的系统整理中我们应做更加细致的信息汇总，如标明人物关系网络、前人研究成果等，推动学界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在高水平人工标注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或许能够为未来史学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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