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路修得好了，交通、运输和旅游等活动就繁荣起来，特别是旅游。我们可以看到，大流行结束之后，中国国内的旅游业迎来了三年寒冬后的春天。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旅游业的发展似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路，如果我们模仿开头的俗语来说的话，就是：想搞旅游，先搞古镇。
旅游和古镇建设是复杂的经济、社会、建筑学问题，本文尚无能力对这些方面做出细致的分析。本文想要从哲学出发对“古镇”进行一次批判。本文的主要观点是：21世纪是一个旅游的时代，也是全球变暖的时代，而“古镇”式的旅游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对我们更好地幸存于这个时代是有毒性的，甚至是反动的。
浙江乌镇西栅景区的乌镇戏剧节
日本哲学家东浩纪认为，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战争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就可能是一个旅游的时代。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的作用下，日本对外贸易顺差扩大，日本民众的可支配财富也迅速增长，从而扩大了日本中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旅游活动。如果我们考虑中国国内市场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游客时代”这个说法或许也准确了许多：每年法定长假，中国国内的旅游人次都是以“亿”来计数的。“游客时代”的说法并不是哲学对时代的以偏概全地断言（或许“AI时代”“新能源时代”等近年来流行说法是有这个意思的），而是为一种“呼之欲出”的未来铺好理论的餐桌，让以后的思考能够更体面地被端上来。
“旅游时代”的说法并不停留在一个经济现实层面，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东浩纪2017年出版的著作《游客的哲学》试图冲出卡尔·施米特的“敌我”政治范式，让“游客”成为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形态。具体来说，东浩纪认为，在旅游过程中，游客是像流浪汉一样开放地漫步于所到之处，游客不是非要去认同文化、购买商品，游客的祖先是本雅明《拱廊街计划》里面提到的“漫游者”。因此，“游客”代表了一种非暴力、非二元对立的力量，而这是全球化精神中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差异与自由深刻蕴含于“游客”的身份之中，而“古镇”则代表了此二者的对立面。首先，“古镇”正在全国各大旅游城市进行着病毒式复制，这种快速扩张反而带来了严重的同质化。笔者为了获得更真切的体验，此时正坐在一条“古街”里的咖啡馆二楼写着对“古镇”的批判。全国“古镇”的同质化至少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商业结构的同质化。几乎所有“古镇”或“古街”都以一条美食街为纵贯线，以地方特产售卖、足疗按摩、咖啡馆与酒吧、书店等为辅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镇”其实可以等同于本雅明所说的“拱廊街”式购物中心，“古”作为噱头的背后是庞大的消费世界。第二，商品的同质化。在食物方面，长沙臭豆腐几乎是全国各个城市的“特色美食”，与之类似的还有新疆羊肉串、糖葫芦、烤生蚝与狼牙土豆等，不夸张地说，你几乎在主打“本地性”的“古镇”中体验不到任何的本地性。在商品类型方面，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是几乎供应了所有“古镇”的小商品贩卖，而这些商品的主力军是手串、银饰、木工艺品、丝织物及冰箱贴等。第三，街区布局方面。也是在几乎所有“古镇”中，一条曲折狭窄的石板路被两侧或古或新的青砖瓦房簇拥着。要有河，要有桥，步行到一定路程后要有能围坐的粗树，而公共厕所则要隐蔽起来。以上三个方面都表示“古镇”的建设是以商业为中心的，也难怪丹尼尔·布尔斯廷认为相对于“旅行”来说，“旅游”是有害的，是一种“伪事件”：“无论是对于少数仍然存在的冒险旅行者，还是对于更多的已转变为游客的旅行者来说，旅行都成为了一种伪事件。……我们照镜子而不是看窗外，看到的只有自己。”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同质化”的最终恶果是恐怖主义和抑郁症，这两者都会带来令人悲哀的死亡。“同质化”的危害在于，差异与他者的消失，让一切都变成了布尔斯廷说的“镜中物”，否定性的暴力转变为肯定性的暴力，最终导致对自我的攻击。在“古镇”旅游中，东浩纪所说的那种理想的“游客的目光”似乎只是乐观且略带悲哀的空想了。东浩纪认为：“对于游客而言，目的地的一切都是商品和展品 ，成为他们中立、被动——也就是说，偶然的——目光的对象。游客的目光无非是将整个世界视为游乐场或购物机器的目光。”东浩纪似乎觉得，“游客的目光”是解构性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目光，但我们如何将“古镇”视为展品和商品呢？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像逛艺术展览一样游览“古镇”呢？这根本上不是一个我们用什么样的目光看待“古镇”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古镇”的问题。至少从本文的立场上来说，“古镇”已经在精神上和生理上给我们带来了双重恶心，因此，不要“古镇”似乎才是我们的答案。
如果你厌倦了“古镇”，决定去体验纯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会在游玩后发现，在景区出口还是有一条“古街”等着你。笔者认为这背后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我们居然还是会煞有介事地去window shopping一番。2023年，笔者曾去过乌镇戏剧节，由于进入乌镇西栅需要购买门票，离开西栅就无法再次回来，因此笔者与同行朋友在西栅“古镇”共度了一下午。由于参加戏剧节的游客很多，我们无法在狭窄的街道中间停留休息，所以整个下午，全长约三公里的西栅“古镇”竟被我们来来回回逛了7遍。更令人咋舌的是，桐乡竟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古镇”，整个嘉兴就更不用说了。2024年由于中国政府对西方国家普遍实行144小时免签政策，许多西方人生平第一次来中国旅游，“古镇”与“古街”自然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这或许会向我们展示一种令我们紧张的未来：“古镇”生产正在进行对全球游客的同质化。
西栅景区内的乌镇戏剧节
除了“游客时代”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古镇”的建筑形式对其进行反思。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和黑格尔都对建筑做出了极具分量的论述，而二者都把建筑看作是“形式”大于“实用”的。这么一看，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在当代的复兴似乎正好符合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观点，因为就其实用性来说，古建筑已经跟不上信息时代和加速社会的发展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会发现，“古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也仅仅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目光。很多“古镇”并不古，是为了发展当地旅游业而生产出来的。用本雅明的话来说，这些传统建筑也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丧失了光晕，也没有膜拜价值，甚至展示价值也岌岌可危。
有趣的是，哲学家格拉汉姆·哈曼在《建筑与对象》一书中也利用了“游客”进行分析：“亚内娃和莫默斯特格轻蔑地称建筑的最终观察者或使用者为“游客”。然而，这仅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书籍读者或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也是游客，他们不必了解‘香肠与法律’实际上是如何制造的，借用俾斯麦的名言。就像所有的对象一样，建筑也忘记了它的大部分历史，虽然这对档案管理员来说可能是遗憾的 ，但这只是世界上对象发生的事情的现实。”后半句话似乎对我们分析“古镇”有很大的帮助。在哈曼看来，“古镇”的“游客”完全可以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小白，而建筑自己早已把自己所谓的“传统”忘掉了，“古镇”其实是一个人与建筑共同作为对象的城市空间。现在的情况是：“古镇”用刻板的美学效果生产和规训到来的游客，其传统文化外衣的背后，是资本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核。“古镇”是反人类世与以对象为导向的本体论的。
“根据现代思想框架，那些脱离了从家庭到公民、再到国家乃至世界公民的线性叙事的事物，通常被视为政治之外。我却认为，这正是政治新路径所在。游客哲学阐述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应该被东浩纪对游客哲学之理论潜能的憧憬鼓舞，但我们也应该谨慎地认识到，摆脱了资本主义和控制论的那一“游客主体”尚未到来，甚至这种理想的实现还由于正持续生产着的“古镇”而困难重重了。
（本文据作者在“古镇生产工作坊”上的讲稿修改而成）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