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年7月4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6月30日至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欧盟总部、德国、法国展开为期7天的访问，主持了第十三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并会见各方政要。
王毅此行正值中欧建交50周年的历史节点，也是即将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筹备工作的关键阶段，各方高度关注。王毅指出：“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经济体，坚持对话合作，阵营对立就难以形成；中欧选择开放共赢，经济全球化潮流就不会逆转。”这点出了当前中欧关系的核心命题：在全球地缘格局深刻调整、欧洲深陷“安全焦虑—盟友疑虑—发展担忧”三重困境的背景下，如何把欧洲对中国发展的“威胁感知”转化为“机遇共识”，推动双边关系从“战略调试期”迈向“成熟稳定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欧洲“三怕”的深层原因：安全困境与战略焦虑叠加
当前欧洲的战略心态呈现出复杂的“三怕”：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切实恐惧、对美国可能减少安全承诺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中国持续发展并可能在经济科技领域全面赶超的担忧。在与欧洲人士交流中，明显的感受是，欧洲“战略三怕”已成精英层相互关联的综合情结，塑造着其对国际环境的认知，也深刻影响着中欧关系。
客观而言，欧洲的焦虑既源于外部安全环境的恶化，也受制于内部综合实力和决策机制的掣肘，更折射出全球化进程中权力格局变迁的深层冲击。
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感知持续强化，构成欧洲战略焦虑的首要变量，而且不断强化，既是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最大软肋，为欧洲当前轰轰烈烈的“再武装”运动提供了最大合理性，也是欧洲定位与各国外交关系的核心诉求，甚至为此不惜采取“次级制裁”措施，损伤非当事方国家的利益。
美国“战略不可靠”动摇了欧盟外交战略的根基，成为欧洲外交决策的“最大不确定性”，即便使尽浑身解数对美开展“爹爹外交”，（编注：在6月下旬的北约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被指叫美国总统特朗普“爸爸”，但吕特本人否认，称他的话只是一种比喻）但对是否能够“留住美国”仍不确定。日前，特朗普政府宣布减少对乌克兰军援使欧洲惴惴难安。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屡屡通过“关税大棒”施压，导致美欧贸易战迅速升级。问题还在于，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产业政策，持续吸引欧洲制造业外流。德国经济研究所测算，仅2025年第一季度，就有165亿欧元欧洲制造业投资转向美国。这种“盟友经济霸凌”让欧洲深刻意识到，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红利正在被利益算计侵蚀。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就誓言“欧洲不能再做美国的附庸”，问题是能怎么办？上个月的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表明，欧洲空前地屈从美国，而且还要为自己的屈从寻找理由。
对中国发展的“赶超焦虑”与“路径依赖”并存，构成中欧关系的核心张力。面对双方经贸快速进入由很强的互补性到互补与竞争兼具的转变，一直处在制度优越感觉中的欧洲表现出强烈的“不适症”。一方面，欧洲对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感到不安：2024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2470亿美元，中国电动汽车在欧市场份额突破20%，迫使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并征收17%-35.3%的惩罚性关税。另一方面，欧洲经济又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这种“既需要市场又忌惮竞争”的矛盾心态，导致欧洲对华政策陷入“防御性对抗”与“务实性合作”之间的摇摆。
战略调试的关键因素：从“认知错位”到“定位共识”
中欧关系当前的“战略调试期”，本质上是双方对彼此角色定位、利益边界、合作规则的再确定。王毅在与科斯塔会见时明确指出，“中国视欧洲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对欧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这一表态为破解认知困境提供了方向——唯有在战略层面重建“伙伴定位”的共识，才能为务实合作奠定基础。
精准把握“非对抗性竞争”的边界，是化解“赶超焦虑”的前提。欧盟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在实践中常简化为“安全化叙事”，如将5G技术合作、电动汽车贸易等经济议题政治化。事实上，中欧竞争应是创新赛道上的并跑而非零和博弈的对抗。以新能源领域为例，中国光伏组件占欧洲进口量的75%，但德国西门子在风电变流器、瑞士ABB在电网管理系统上仍保持技术优势，双方在绿色产业链上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
近日来华考察商业机会的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企业家代表团人士告诉笔者，德国企业家发现在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与中国企业有着广泛的合作机会，认为在一些领域德国企业可以引进中国企业的技术，加速合作发展。
构建战略自主的对话空间，是摆脱外部干扰的关键。美国持续向欧洲施压，要求其在涉华问题上选边站队，如胁迫荷兰限制阿斯麦对华光刻机出口、施压欧盟将中国排除在关键原材料供应链之外。中欧应共同维护“不针对第三方”的合作传统，强化“不依附、不受制于第三方”的共识，通过加强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将经贸、气候、数字等领域的内容升级为“战略信任构建机制”，减少外部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干扰。
重塑“发展机遇共同体”的叙事，是转化“威胁感知”的核心。欧洲对中国的“威胁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发展路径差异的误读——将中国的产业升级视为“制度性挑战”，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门户”战略对立。事实上，中国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为欧洲企业提供了广阔空间：2024年欧盟对华投资增长11.7%，中国德国商会50%的会员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更重要的是，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中欧拥有共同利益。
务实合作的三维支撑：从“共识”到“行动”的转化路径
将机遇感转化为实际成果，需要在经济、科技、人文三大领域构建可感知、可验证、可持续的合作体系。王毅访欧期间，中欧双方就筹备新一次领导人会晤达成共识，包括主持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明确将“落实具体合作安排”作为优先事项，这为双方关系巩固发展提供了行动路线图。
在经济领域，以产业链互补对冲脱钩风险。中欧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从未动摇：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7858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2600亿美元，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10万列，连通欧洲25国227个城市。当前的关键是优化合作结构，如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可建立“电动汽车产业对话机制”，通过价格承诺谈判替代反补贴税，推动中德汽车产业从“市场换技术”向“技术共创新”转型。
在科技领域，以联合研发突破技术壁垒。欧洲对华技术设防的背后，是对“技术领先优势”的担忧，但合作共赢仍是主流。智库报告建议，中欧可设立绿色技术联合研发基金，重点支持氢能储运、碳封存等双赢技术，同时重启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为技术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在人文领域，以民心相通夯实民意基础。中欧关系的温差，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认知的错位。要意识到，处于战略焦虑中的欧洲习惯于从危机感对待对华关系，看到的负面因素多；中国从发展角度定位对欧关系，看到的是发展中的潜力与机会。破解中欧认知落差需要人文社会领域的多维度对话，为中欧关系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广泛友善的友情基础。
动荡世界中的“稳定之锚”与“发展机遇”
站在中欧建交5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双边关系的发展历程证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共赢是必然发展趋势。当前欧洲面临的“三怕”，本质上是全球化转型期的“成长阵痛”，而非中国发展带来的“系统性挑战”。王毅在访问中强调，“国际形势越是严峻复杂，中欧就越需要加强团结协调，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性力量。”这一主张既符合中欧共同利益，也是对全球治理赤字的积极回应。
中欧关系的每一步进展都证明：将对方视为机遇而非威胁，将差异转化为动力而非障碍，才能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找到确定性。面向未来，只要中欧坚持伙伴定位的初心，坚守合作共赢的底线，就一定能构建起更加成熟、稳定、均衡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使中欧关系在战略调整中稳步前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共享高质量合作的红利，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注入中欧智慧与中欧力量。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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