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朝人物晚唐诗

“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论及“南朝人物”或“晚唐诗”，抑或二者并论时，往往有人会搬出这两句诗。说到“六朝”，也经常引用此句，是为：“六朝人物晚唐诗”。若谈“魏晋”，则又变成：“魏晋人物晚唐诗。”同一句诗竟有三种版本，使人不禁要问：究竟是哪朝人物晚唐诗？

这两句诗，出自日本汉诗诗人大沼厚（1818-1891，字子寿，号枕山）之手。枕山活跃于江户末、明治初，平生诗酒风流，可称一代名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枕山的这两句诗每每见诸周作人笔端。1933年农历重五，周作人在北平“后门桥畔店头”碰巧得见“永明三年砖拓本”，“永明”即南齐武帝萧赜年号，以为“南朝物”，他便想起了枕山的诗句。（《题永明三年砖拓本》，原载《人间世》1934.6，收入《夜读抄·苦茶庵小文》）。1935年，周氏发表《东京散策记》一文，当中提及永井荷风《下谷丛话》“第十九章中引有大沼枕山的绝句”（原载《人间世》1935.5，收入《苦茶随笔》）；同年发表的《日本管窥》（原载《国文周报》1935.5，收入《苦茶随笔》），又谈到此事，并完整引用了枕山诗：

大沼枕山善作汉诗，我当初在永井荷风的《下谷丛话》中看见他的一首《杂言》之一，很是喜欢，后来买到《枕山诗抄》，在初编卷下找到，诗云：“未甘冷淡作生涯，月榭花台发兴奇。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

枕山诗名盛极一时，他的诗集在幕末时期已是畅销书（周朝晖《大沼枕山：日本汉诗最后一抹斜阳》，《书城》2021年5月号）。《枕山诗抄》曾于日本嘉永二年（1849）刊印，仅一册。枕山自言喜爱小诗“一语胜人千百”（《自序》），故此刻专收绝句，但当中未见这首《杂言》诗。后来枕山的诗作几经编刻，在梓行于安政六年（1859）的《枕山诗抄》“初编”（图1）之“卷下”，方才寻获周作人当年见到的枕山原句，正写作“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图2）。

图1 《枕山诗抄》初編，安政六年（1859）刻，现藏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

图2 《枕山诗抄》初编卷下

永井荷风的《下谷丛话》，撰成于“大正十五年丙寅初春”（荷风《自序》落款），即1926年。此书推出不久，周作人或已从中得知枕山绝句。按《周作人日记》，1930年8月20日的下午，他曾遣人到厂甸取一副装裱好的条幅，要赠给当时还在读高中的小友王心笛（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第106页），条幅的内容即是枕山这首七绝，只可惜条幅原作后来佚失（王圣思编著《辛笛与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页）。

彼时尚与周作人过从甚密的弟子沈启无，也在文章中征引过枕山诗句：

日本大沼枕山有诗云：“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南朝人物与晚唐诗并说，此意甚美。窃以为六朝文章命脉，唐人诗赋中见其华彩，初唐王子安，几乎全学庾子山，四杰之中此人最可爱，惜乎死得太早，不能如庾信文章老更成耳。（《六朝文章·闲步庵随笔》）

此文发表于1935年6月（《文饭小品》第5期），依据周作人提到枕山诗的时间，沈氏得闻其诗当是承袭“师说”。

约半个世纪后，当冯至在《谈梁遇春》（1983年撰成，次年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1期）一文中征引枕山此诗时，已不知作者是谁，只是模糊忆及“我们还欣赏那时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一句诗：‘六朝人物晚唐诗。’”不但不明出处，原诗的“南朝”也记成了“六朝”。据冯至自道，他与梁遇春的交往，“在1930年从晚春到初秋不过五六个月”，可以推算，这句诗应在1930年春秋间的某一时刻成为他们的共同话题。

1932年，梁遇春不幸病故，非惟“文坛一损失”，好友废名亦“大为颓丧”（周作人复施蛰存函，沈建中编《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上册，第181页）。废名写于1936年的《三竿两竿》（《世界日报·明珠》第15期），仍念及这位“亡友”：

六朝文不可学，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的生长着，诗有晚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在我们现代的新散文里，还有“六朝文”。我以前只爱好六朝文，在亡友秋心居士笔下，我才知道人各有其限制，“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此君殆六朝才也。

在这里，废名明面上未引诗，但“六朝人物晚唐诗”之义可谓呼之欲出。冯至与梁遇春交游，缘于1930年废名创办《骆驼草》。或可想见，废名应同冯、梁一道，“欣赏那时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一句诗”。也正在那时，废名等人在周作人讲席之侧，耳濡目染，不难从其口中听闻枕山的七绝，只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诗句的出处变得不再紧要，时过境迁后，字词也发生了些许变异。

无独有偶，汪曾祺在《谈风格》（《文学时报》1984年第6期）一文中，追忆“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阵偏爱王维。后来又读了一阵温飞卿、李商隐”，说起当时“有一个人说得更为坦率：‘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汪氏同样不记得诗句作者，且“南朝”也记作“六朝”。

汪曾祺引诗，为的是说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不甚措意“六朝”还是“南朝”，大抵情有可原。另如顾随讲晚唐诗，亦引作“六朝人物晚唐诗”（《退之诗说》，收入《顾随全集》卷5，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65页），自有焦点所在，故不计较其馀。冯至则不同，他与梁遇春关心的，正是“六朝”和“晚唐”的人与诗。所以引诗后才会说：

在六朝和晚唐极其混乱的时代，能产生那么多超脱成规、鄙夷礼教的人物和一往情深、沁人心脾的诗篇，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光彩。（《谈梁遇春》）

以“超脱成规、鄙夷礼教的人物”对应“六朝”，又以“一往情深、沁人心脾的诗篇”对应“晚唐”，便是为那句出处不明却印象极深的诗句作注疏。

以诗法论，枕山原句不妨理解为“互文足义”，本不须单论哪朝的人物、哪朝的诗，而是将这两个时代的人物、文学一并论之。是以字面虽不言“南朝诗”抑或“六朝文章”，其意实已蕴于句中。废名的文章虽未引诗，但在他眼中，“六朝文”的延长线上分明系着“晚唐诗”。不仅如此，纵使原样照搬“南朝人物晚唐诗”的沈启无，谈论的不也是“六朝文章的命脉”么？更有甚者，学者论及周作人对这两句诗的“称赏”，同样归因于“‘六朝文章’和‘晚唐诗’正是周作人最为欣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高恒文《南朝人物晚唐诗——论周作人和废名对“六朝文章”“晚唐诗”的特殊情怀》，《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质言之，无论知不知作者，是否引据原诗，“南朝”的“所指”，早已置换成了“六朝”。

“南朝”“六朝”之易混，其实相当好理解。所谓“南朝”，特指宋、齐、梁、陈四个南方朝廷；“六朝”，则算上了“南朝”之前的东吴与东晋。与“南朝”相比，“六朝”在政权指称外，还特具一种文化意味。另一面，无论“六朝”还是“南朝”，时间上固有长短之分，论地域却一以贯之。是故在谈论“南京”这座古城时，也很容易情不自禁吟成“六朝人物晚唐诗”。叶兆言《烟雨秦淮》《怀旧，废墟上的徘徊》《六朝人物与南京大萝卜》等文皆是如此，似已将时间的“六朝”与空间的“南京”完全相融。不过，叶兆言《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引诗又作“南朝人物晚唐诗”。对此只能说，但为“南京”之故，“南朝”与“六朝”的些许界限应可忽略不计。

每一个指称背后，都有其具体的语义指向，所以有时的讹变或是不自知，或是文人故作狡狯。《冯至传》的作者周棉提到，冯氏“进大学以后”，“就极赞赏‘魏晋人物晚唐诗’”，别生一种异文。尽管此处可能是论者不曾检视冯至原文而导致的讹误，但也可以理解为有意将诗句接入“知识分子为了避祸而在文章言论中不触及现实可追溯到魏晋时期”的论域当中（《冯至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余秋雨《遥远的绝响》讲“魏晋”，提到“前人的一种说法：能称得上真风流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也不明原诗出处，而将诗句径改成“魏晋”。嵇康身为“魏晋人物”的代表，有学者谈及他，亦不免强行将诗句念作“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王晓毅《嵇康传·前言》，“大沼枕山”误作“大泽枕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将枕山诗句误为“魏晋人物”的语例，所在多有，自郐以下，不如为公“藏拙”。相对复杂的一例，是邓云乡为《民国笔记小说大观》所写序言，其文称：

不惟南北朝三百年混乱，文献丧失殆尽之后，唐朝开始修两晋、六朝史，是以《世说新语》作为重要材料，即一般读书人，亦莫不爱读此书，所谓“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六朝风流，几乎成为一千六七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品次标榜的核心，这不能不说是《世说新语》一书的影响。（《民国笔记二题》，收入《云乡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357页）

所引枕山原诗确是无误，有意思的是为《世说新语》立说。按照鲁迅的说法，《世说》“事起后汉，止于东晋”（《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7页），盖将书中时代最晚的谢灵运归入“前朝遗少”，是以严格说来，《世说》中没有一个“南朝人物”，若引枕山之句作“话头”，就恰好扑了个空。细审之，邓云乡这里的落脚点当在“六朝风流”，与前论面上引“南朝”、实则称“六朝”的诸家无异，他想说的恐怕还是“六朝人物晚唐诗”。

从时间范畴看，“六朝”似乎也可将“魏晋”囊括进来。然而，若将诗句吟成“魏晋人物晚唐诗”，则顿生扞格。因为单说“魏晋人物”，已排除宋、齐、梁、陈四朝英华，但要同“晚唐诗”的气韵相搭配，那么在曹氏父子引领的建安风骨、曹魏的正始玄音、中朝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以及南渡后的“平典如《道》《德》论”中，到底哪个才合适呢？也许还是南朝的永明体、宫体更合乎温、李趣味，才称得上“一种风流”吧。

不知是不是对这句诗太过“熟悉”，以致在装点篇章之馀，常疏于细思。倒是人们对于“晚唐诗”的记忆十分稳定。一则因为晚唐温、李等人的作品极为风格化，与初、盛、中三唐绝异，大沼枕山便另有“晚开花似晚唐诗”（《台东看花杂咏》）之句；二则“晚”字属上声，在诗句中格外重读，难以轻忽，不似“六朝”“南朝”易混。另外，以诗律求之，“南朝”若作“六朝”，于格律无伤；倘作“魏晋”，则“晋”字平仄不协，读来别扭，似非熟吟旧诗者会犯的错误。

周作人后来追忆当年蒐集金石的过往，重提“永明”砖拓，自认“砖文恐怕是假的”，但他由此引出的枕山绝句，却在文坛近百年中，惊起层层涟漪（《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版，第287-288页）。一句有固定文献源头的诗句，从海外传到本土，难免出现变形。之所以如此，自有日本汉诗在中国流传不广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大多数引用者似乎并不在意诗句的出处，也不刻意追求准确，只当它是一个漂亮的“话头”，犹如“俗话”“老话”。试问有谁真的会在意“俗话”“老话”最先由谁说，最初怎样说呢？北朝邢子才曾道：“误书思之，更是一适。”（《北齐书》卷三六《邢卲传》）清代学者顾广圻也颇爱“思适”，用以名斋。善读书者上下求索、左右比勘，不难知晓文章本意，时而意外收获“一适”，真堪玩味，不妨称之为文献家之“风流”罢。

附记：拙文草成后，曾与王楚、刘璇、李倩冉等同道学人分享、交流，诸友识见渊博又各有所擅，惠我良多，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