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评《程允亨的十九世纪》︱每个人都在风中摇摆

《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刘永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0月版

微观史有何意义？一种最常见的辩护方式，是把考察对象当作某一类事物的代表，微观史因而便是一种“解剖麻雀”的工作。法国历史学家拉杜里在《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开篇，引用了印度《奥义书》里的话，宣称“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铜、铁亦然。这不啻说，透过蒙塔尤，我们可以了解所有的（十四世纪比利牛斯山区的）小村庄。不同村子改变的只有名称，实质都是同一“村庄”的变体。然而，蒙塔尤是一个典型吗？我们可以通过它了解（特定时空范围的）所有村庄吗？我想，拉杜里自己也不能不说：不是。

实际上，蒙塔尤之所以为后人提供详尽的历史证据，展示出从床笫之欢到地方政治的几乎所有细节，一个主因恰是它的特殊性：因为那里异端盛行，才给宗教裁判所盯上，又遇到一个事事好奇的法官，问东问西，巨细靡遗，才有了这份翔实记录。因此，它当然不是十四世纪比利牛斯山区农民生活的典型（更不要说拉杜里所谓“旧制度下的农民”了）。如果不是拉杜里这本书恰好畅销，蒙塔尤就可能像它周围的许多村庄一样寂寂无名——二十年前我遇到一位家住蒙塔尤周边地区的法国留学生，她不学历史，对这么多中国人知道蒙塔尤的大名颇觉困惑。所以，拉杜里这番辩辞——类似从一滴水看到整个海洋之类，可谓贫乏无力，不足以真正解释《蒙塔尤》一书的价值所在。

另一种解释是，每一个微观现象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映照出历史的某些面相。这又包含两重含义：首先，如同布罗代尔早就意识到的，历史不是一个匀质的整体，而由若干各自遵循不同运行节奏的层次组成（至于他划分的层次是否正确，则是另一回事。比如，随着气候危机越来越烈，布罗代尔若还活在今天，恐怕不能不修改他“地理时间”的论断）。其次，没有任何人是孤立的，即使离群索居之士，也不可避免地和他人互动——物质的、社会的、习俗的、情感的、思想的；即使不与今人交涉，也要和古人神交。如果把历史比作风，则这风是复数的，起自不同角落，从不同方向吹来，携带着不同的地貌信息，以不同力度落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在风中摇摆，但每个人感到的风各不相同——遇到哪一阵风，和我们当时碰巧所在的位置有关。

这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的整体史（或虽然存在，我们却无从知晓），而只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局部的历史，随我们观察视角的不同而变异；每一局部的历史所反映的都不只是这个局部本身，同时也承载着其他局部的消息——其中必有一部分来自更大局部，它们往往就是史家所谓“重大”议题：它们是“重大”的，因为它们能够影响更大范围，卷入更多的微观场景，迅速吸引史家目光，使他们认为自己无需深入细微场合，就能把握历史的走势。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R. 凯利说：微观史可以“包含”宏观史，“反之则不然”。

我曾分别把这两种思路称作“以小见大”和“见微知著”，试图区分它们的不同。我相信第二种解说比第一种更具说服力：我们无法确定谁是“典型”，甚至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虚构。好比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许多不同的美人，各有风格，各有特色，却很难说谁是“美”的典型。古典小说常常使用的表述，“面若敷粉”“艳若桃花”……都是类型的提示，而非个体的描摹。典型最不具代表性，事实上也不存在。不过，我们却可以在任何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对象身上，看到各种（或远或近、或大或小、或具体或抽象的）历史线索的交织。当然，所有的对象都只能反映历史的某些部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能够认知的历史总是局部的，没有什么研究可以触摸到历史的全貌（全球史也不能）。

在我看来，《程允亨的十九世纪》就是这种意义上的“见微知著”之作。此书围绕一位生活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徽州普通乡民程允亨及其家庭生活展开。故事开篇，作者刘永华教授就借助程允亨晚年（1900年底）的一次生计危机，追问我们应该如何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中理解它：这次事件“是近代小农破产的缩影，还是另有原因？”它和“各种宏观、微观因素”（“大至国际市场动向、国内政经变动，小至这个农户所在地域的经济状况和家长的个人决策”的各个层面）的关系是什么？永华兄宣称，他要写一部“个体层次的整体史”——此处所谓“整体史”，不是前边所说的那种单数的整体史，而是无数个以特定微观场景为中心（在这里，是程允亨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整体史中的一个。

《程允亨的十九世纪》是刘永华教授对十九世纪徽州地区一个程姓家庭留下的十三册排日账的研究成果。排日账是一种融账簿和日记于一体的文类，流行在婺源及其周边地区的乡民中，主要记录家庭的日常收支和家人的日常行事。永华兄发现的这批记录出自程氏三代男性家长之手（其中尤以中间一代即程允亨的记录最久），时间跨度从1838到1901年，断断续续，长达六十三年之久（实际遗存部分则有三十九年）。单独来看，排日账对日常生活的记录虽然细致，但并不全面，偏向于某些特定面向，而且常常语焉不详，支离破碎，外人不明白其内部的默会知识，很多信息便难以索解；故此前虽已被学界零星关注，真正的利用率并不很高。但作者利用的这批材料不仅数量够多，而且出自同一记录来源，形成了一个边界明确而相对长程的数据系列，使作者能对其提出一些更具广泛意义的问题，其结论亦迫使学界重新思考十九世纪中国乡村经济和文化史的基本议题。

我说这些是想强调，如同《蒙塔尤》一样，永华兄所利用的这批材料仍是相当特殊的——虽然这并不能排除程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某些典型意义，可是其代表性究竟何在，却需要我们小心界定。这同时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十九世纪程允亨的家庭历史放在“以小见大”的框架下把握，有关理解只能是“见微知著”的：对程家来说，十九世纪之所以有意义（或者相反，程家的历史对十九世纪的中国史是有意义的），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不同，是因为他们也受到各种历史的风的吹袭。

细分起来，程家的日常生活由三个同心圆构成。第一个同心圆，也是最大的圈层是全球茶叶市场。茶叶生产是程家最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故他们和徽州的许多乡民一样，在茶叶生产方面投入了大量劳力。程家本来也只是普通的农商之家，一边耕作有限的土地，一边从事小商品买卖。一开始，茶叶只是他们销售的商品，但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茶叶价格上涨，他们很快就买下几块茶园，从茶叶的贩卖者变成了生产者。其实，除了价格，程允亨并不关心茶叶的经历：它们流向哪里？又受到怎样的对待？等等。他甚至不关心茶叶价格波动的原因，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只是：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需要做出怎样的应对？但不可避免地，这将他们和国际茶叶市场的风吹草动紧紧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第一个同心圆是由物（茶叶）的流动构成的，第二个同心圆就主要是程家人身体履及的范围。永华兄根据排日账提供的信息，排列出了程家人的行动空间，发现其范围远超程家所在的乡镇：被频繁提到的地名，有近四分之一处在一百华里之外。而它们与国家的行政空间并不吻合：程家所在的沱川隶属婺源，但在排日账中，婺源县城出现的次数远不能和一百里外的休宁县城相比（二者的比例是27:210），而出现五百四十六次的溪口位处婺源和休宁的交界地带，在行政上同样属于休宁辖区，物理距离也已在一百里外。这和程家依赖的商贸网络（具体商品包括黄精、葛粉、粮食、食盐等）有关：永华兄指出，对于生活在缺少耕地的山区的乡民来说，“与村外世界打交道”乃是“生态环境提出的基本要求”。这显然与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山区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封闭——不同。

不同于由商贸活动（包括买和卖）构成的第二圈，第三个同心圆则是一个半径二十里的圈层。它满足了程家的日常生产活动（粮食和茶叶种植）和大部分婚姻关系的需要。如果说第二个同心圆是地方性的，则第三个圈层可以说是当地的。

程家的生活，就是被这三圈所塑造的。三圈的意义不同。第一个圈层最大，也远远超出了程家人的认知甚至想象范围。第二和第三个圈子是程家人亲身体会和操控的，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中，第二个圈子是程家和一个更广大的世界的中介——程家同这个世界合作，却对它一无所知：他们的身体止步于第二圈，再往外的世界就交给了物（无论是买来的还是卖出的）——那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存而不论”的世界，并没有多少重要价值，今人从物的流动中所看到的“全球史”，在他们看来完全是陌生的：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当地，其次是地方。但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是复合性的，并不依靠某一特定圈层。

这三个圈子的风都会吹到他们身上，但作用于他们的方式及乡民的应对都是不同的。最外圈的主要影响体现为茶叶生产。作者考察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出口茶叶和茶叶初级市场价格的波动，发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整个绿茶出口的价格较前有所下降。但程家的茶园面积就此并未缩小，反而有所扩张，茶叶产量也随之上升，从中获得的毛收入亦较前有明显增长。事实上，作者发现，“鸦片战争之后及19世纪中叶战乱之后，东南山区乡民的生计状况可能并没有出现明显恶化的迹象”。由于新财源的开辟，许多农户的生活水平反而有所提升。当然，他也指出，这一结论并非普遍性的，不同区域和农户受到的影响不同。从本文视角看，我们不妨说：不同地区吹来的风是不一样的。

相对于国际茶叶市场的波动，太平天国运动对程家生计模式的影响更大：“截至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程家在农田耕作之余，频频外出进行食盐、布匹、食物等小商品的贩卖”；在太平天国平定后，“这种商贸活动在程家生计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而投入荒地垦殖等活动的时间大幅增长”，同时，程家人的活动空间“也出现了收缩，他们前往远距离市镇、乡村的次数越来越少”。永华兄认为，这和茶叶生产活动的扩张分不开。在程家面临的圈层世界中，太平天国运动大体仍是一次外部事件，但也侵入了地方乃至当地的圈层，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地方生态变化带来的后果也不容小视：在程家现金收入中，黄精、葛粉等山货占据了一定比例，但随着十九世纪后期葛类、黄精等资源的枯竭，这类活动也逐渐退出程家的现金收入序列。

显然，这三个圈层都对程允亨晚年的家庭生计造成了不利影响。作者指出，虽然程家生计危机的最直接原因还是程氏本人操持不善造成的大量债务——关键在于，“这些债务的产生，并非由于国际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政经变动”，而只是“由于两三场人生礼仪”，然而，我们仍不能忽视“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市场影响”，甚至义和团这样的事件，尽管程家似乎丝毫没有感到它们的存在。这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并不直接承受某一阵风的后果，但仍受到它所引发的其他风的影响。历史环环相扣，每一环的势能或彼此抵消，或彼此强化，形成一个复杂的、几乎无人能完全控制的力场，程允亨这样的小人物当然更不能。

在描述过程家生活世界的三个圈层之后，我们还需指出，这些圈子并不是由政治力量确定，而是由生活界定的。最外圈包含了国外，也包含了大部分中国——在程家生活中，它们的地位并没有多大不同，都是处在地方的和当地的圈层之外的世界。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国家在其中有何作用？该书中辟有专章，讨论“王朝国家在程家的生活世界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作者的结论是，程家人很少直接和衙门打交道，平时“更多是与王朝国家的基层组织与基础代理人打交道”的，这包括基层行政和钱粮收纳组织、乡约乃至宗族、社厉坛等幽冥祭祀系统，涉及资源汲取、秩序维护和符号象征等层面。永华兄指出，在资源汲取方面，得益于轻徭薄赋等传统观念，钱粮征收并未造成普通农户的沉重负担；在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持方面，国家的角色非常重要，但“不是透过国家机器本身，而是透过其乡村代理人”行使职能的；在符号象征体系中，王朝国家的影响力无声而深远。

在“大一统”的郡县国家内，政府在人民生活中当然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但从程家的遭遇中，似乎也很难看到国家扮演了何种吃重角色。大部分时候，普通百姓没有见官的需要。此外，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方面，“基层组织与基础代理人”视为国家的代表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其代表性究竟有多大？这是个很难计量的因素，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角色是相当多元的，其考虑和行为中夹杂着许多非国家的因素；而民众对此实际上也心知肚明——这从戏剧、说书（遗憾的是，《程允亨的十九世纪》里对此未加注意）中“狗官”一类表述可以看出。因而，需要考虑到更复杂的认知因素。

另一方面是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宗教祭祀。这里当然都可以看到“国家”的影子，但前者依靠实际的“权力机器”，后者则是通过意识形态与象征起作用，而在这两个层面中，都可以看到“宇宙论”这样的抽象因素的力量：就秩序而言，“国法”是和“天理”“人情”连在一起的；就信仰而言，神明世界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人间政府的模仿组织起来的，人民对神灵的态度也类似于他们对官府的态度，但信仰之所以具有权威性，并不因为神明世界模仿了人间政府，恰好相反，这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被认为源于神明。人间秩序必须获得神灵的认可与担保，关键在上天，而非国家。即使真的像芮马丁所言，人民在宗教仪式中习得了政治的运作，他们似乎也很少有机会将之付诸实践：他们只需侍奉神明即可。

读完这本书，我首先想到的是余华那本小说的标题：“活着”。这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基本存在状态。程家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历史风潮的波及，更不可能离开王朝国家的管辖治理，但造成其生活状态的基本动力不是这些大的历史因素，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更大，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更小的因素：活着的需要。人要活下去，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资源，也需要创造新的条件，包括调整自己的生活样态。书中曾引用吴承明先生的断言：“小农经济是精打细算的经济。”这个描述大体是准确的。一个农民对国际市场的运行机制可能并不在意，可是，一旦其间的风吹草动波及自家的生计，一切就立刻重要起来。他们获得的信息当然有不少错误，一知半解，连猜带蒙，他们也不会主动跳出自己的坐标，从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来看世界，但他们会随着坐标变化而调整和改变自身。

虽然我的解读围绕着程家生活中的三个圈层展开，但必须指出的是，《程允亨的十九世纪》并非一部按照结构分析展开的著作。作者考察的是程家的“生活世界”——此处的“生活”二字绝非泛泛，而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一个注释中，作者说明了这本书和王铭铭教授倡导的人生史研究的差异：“人生史偏重考察一个社会中的‘头人’，他们是该社会不同关系的聚合点，故而是结构分析优先考察的对象”；而程允亨是个小人物，他的生活固然也是由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的——这些关系犹如各种同道，将来自不同方向的风引向此处，“不过也应认识到，”作者强调，其中“不少关系——特别是对普通民众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各种‘横向关系’——可能与‘头人’并无交集”。这段话提示我们，作者的关怀并不是“结构优先”的。永华兄强调，这本书是“从关系、网络而非群体、组织的角度观察社会”的，其视角不仅采用结构-功能模式，也是体验性的：他关注“个体对历史进程的体验”，这赋予本书以“难以化约的人文主义价值”。

生活中当然存在结构，并且后者是前者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可是，一方面，结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生活的整体；另一方面，结构虽然决定着生活的许多面貌，但在成为结构之前和之后，它也有自身的生成与解体过程：这都是在生活之中展开的，并不脱离生活，而且也只有生活能够解释其产生和死亡。最重要的，生活是个流动的概念，不像结构，总给人一种硬邦邦的感觉。它像水一般，是包容的、变动的，随时调整自身。这本书涵盖了程家的生计模式、饮食衣服、人际关系、信仰娱乐，乃至时空感知、读写水平，其中既有结构性和组织性因素，也有结构和组织无法包含的内容；既是稳定的，也是变动的。只有生活才将它们如此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而这就是历史本身。

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地方都在历史的风中摇摆，历史学家竭力辨别这些风的来源、流向、轨迹和力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再把那句常见的套话翻新一回：一切历史都是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