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的现代转型：从1901到1931》，吴寒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344页，78.00元
谈起《诗经》，人们的第一印象大略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但今天这种看似通识性的认识却并非“自古而然”的结果，而是晚清民初思想启蒙、文化抗争与现代文学观念共同作用的产物。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现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学者们普遍希望为旧邦开出新命，以实现救亡图存与现代化转型。就《诗经》而言，这种“现代转型”往往被直接描述成从“五经之首”到“一部文学作品”单线型的叙事脉络，但细究当时政治变迁和时局环境，背后还牵涉出诸如教育制度、现代学科体系、整理国故、民族国家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在思想观念与社会实践两个方面均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值得我们仔细探究。吴寒的新著《诗经学的现代转型：从1901到1931》便为我们立体呈现了《诗经》如何“现代”的历时进程，以及这一“现代转型”背后纷繁复杂的空间图景。
一
晚清以降，随着两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和新的共和政体的建立，《诗经》所维系的儒家道德伦理体系随之土崩瓦解。“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口号是“打倒旧道德，建设新道德”，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迫切希望在《诗经》中也注入现代价值，这一构想在随之而来的废科举、办学堂等教育改良措施得到有效实现，并对儒家经典地位的动摇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也成了《诗经》“现代”转型的起点。《诗经》在传统教化体系中常被视为君子立言修身、个人道德的范本，而在晚清学堂教育中，从国民层面展开对国家义务的说解成为《诗经》道德重塑的主要方向，“国”成为凌驾于“家”之上的绝对存在。譬如1902年颁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4年颁定的《奏定学堂章程》都没有将《诗经》完全剔除出去，而是列为大学、小学教育的必选课程，承担着伦理修身的作用。读经成了树立端正人品的基础，以此帮助培养“爱国爱类”的标准国民。《诗经》就这样被放进了近代国民教育体系之中，经典学习也成了学校教育之本。
1904年清政府颁定的《奏定学堂章程》
经训和伦理教科书也同样呈现出这一教育倾向，特别是在社会和国家道德的塑造层面。比如《小雅·大田》云“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郑玄笺曰：“古者阴阳和，风雨时，其来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后私。今天主雨于公田，因及私田尔。此言民怙君德，蒙其余惠。”（《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316页）是说如果王者施行仁政，老百姓就有敬上之心，也有丰收之利，鳏寡孤独者就能蒙承恩惠，阐释重心在圣王仁德。而晚清教科书却换了个角度，《伦理教科书》和《高等小学用经训修身教科书》都从个人之于社会义务出发，讲个人在私利以外应顾念社会疾苦，强调个人的公德与责任，文中所引“滞穗”即为社会责任心的具体体现。又如《经训教科书教授法》谈《唐风·鸨羽》“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时说，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人们便各司其职，各安其家。一旦国家有战事，个人就必须赴国家的难，做忠勇的国民。同样，《秦风·小戎》被经训教材《绘图蒙学修身实在易》解读为国家危难之时个人应该积极响应号召，为国服兵役。这种看法在当时教育界可谓共识，北大校长蔡元培就主张把国民培养成“军国民”，并指出造成当今国力孱弱之缘由，乃在于国民教育中缺乏调动国民为国捐躯的国家道德。在晚清改制的特殊时代，教育界和经训教科书自然有培养普通国民知晓国家义务的职责，《诗经》中那些与救国相关的内容也顺理成章地被纳入到这一阐释框架里进行解说。
在重塑国家道德的同时，《诗经》的经典地位也在不断被解构。1921年，钱玄同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决心要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那么，打下‘经字招牌’是很要紧的事了。趁此讲白话文学史的机会，打下十三块‘经字招牌’之一，让其余的暂时做了‘十二金牌’，岂不痛快……这部《诗经》则非赶紧请它洗一个澡，替它换上平民的衣服帽子不可。”（钱玄同：《钱玄同文集·书信》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4页）钱氏认为《诗经》平民文学性质突出，在“十三经”中文学价值较为特别，在构建白话文学史中占有特殊地位，但只有打下《诗经》的“经字招牌”，将其拉下神坛，剥去神圣外衣，斩断附着其上的污泥藤蔓，才能显示作为早期白话文学的“本来面目”。与此同时，以前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的历史铁律在重塑国家道德面前轰然倒塌，被整理国故运动中倡导的“六经皆史料”的新说代替。1923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演时说：“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学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第十四册，中华书局，2015年，111页）这时的儒家经典不再是具备权威性质的先王典谟、周官掌故，而是平等的史料以及构建现代学科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重估一切价值”。顾颉刚也强调：“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截然不同了：我们已不再把经书看作是万世常道；我们解起经来已知道用考古学和社会学上的材料作比较；我们已无须依靠旧日的家派作读书治学的指导”（顾颉刚编：《古史辨·自序》第五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10页）。这样经典就被迫和儒家注疏分开，实现了从不同时代出发理解和还原《诗经》的可能。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手稿
另一方面，“五四”一代学者极力否认孔子“删诗说”，努力斩断《诗经》与圣人的亲缘关系，切断《诗经》与《诗序》的语义关联，推翻《诗经》早期经学阐释体系，力图将其还原为三百首先秦歌谣，这样的论述几乎横贯于《诗经的现代转型》前两章。钱玄同1923年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孔子根本没有删述或制作过《诗经》，“六经”各篇之间毫不相干：《乐》本无此书，《易》是原始易卦，《书》是三代档案汇存，《仪礼》是战国抄写的伪书，《春秋》是“断烂朝报”。同年，郑振铎发表《读〈毛诗序〉》，认为“时代最古”的《诗序》根本不可靠，《诗序》乃东汉卫宏作，并罗列了《诗序》在解诗、阐释诗旨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错误和不合理之处。顾颉刚《〈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亦指出毛诗、郑笺、孔疏都是应政治需求而作，将《诗》本义附会到君王和贵族身上，只会遮蔽《诗经》真相。郑、故二人论述的共同目的都是有意斩断孔门师授谱系与《诗序》的关系，也就大大降低了《诗序》权威性。经过这样一番操作，孔子“删诗说”就成了一个“层累”的谎言，《诗经》自然就与圣人划清了界限，也与长久以来形成的儒家道德伦理体系撇清了关系，实现了与“古”的剥离。
二
破除了与“古”的关联后，与“今”的链接也被提上日程，即将《诗经》纳入现代文学观念建构之中。“五四”时期的文学史普遍以“抒情”作为文学的根本性因素，反对“文以载道”和“止乎礼义”，判断一篇作品“文学”属性的关键标准在于是否出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诗经》“诗言志”的经典表述正符合现代文学强调摆脱形式、着意“抒情”的内核要求。“新潮社”主笔周作人就充分肯定个人情感的自由表达，将《诗经》“止乎礼义”径直改成“止乎情”（周作人：《情诗》，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81页），打破了从道德礼乐维度框定诗义的壁障；郑宾于也摒弃“淫诗”旧调，将《国风》中的情诗赞为“都是最能表现社会上一般男女们真实性情的作物”（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上册，北新书局，1930年，33页）；胡云翼以为《诗经》情诗的作者“能够大胆地真实地写出自己热烈的恋情，他们能肆无忌惮地写出男女间的相悦相慕，甚至于把两性间的幽欢欲感，也全无遮饰地书写出来”（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3年，第6页），实在是“永远不朽的好诗”。他们一致强调《诗经》“诗言志”的抒情传统，赞美其中饱含个人情性的作品，特别是饱含深情的爱情诗。在文学史的相关重释上，也是看重那些情感恣肆不羁、批判封建道德的诗作，标榜“人的觉醒”“文学的自觉”等主张，以此摆脱礼教对情感的束缚，实现国民独立精神与情感解放。
其次，趋新学者发起的白话文运动热衷于民俗歌谣的采集与编订，认为通过了解民间谣谚可以考察国民思想，校准社会思潮的方向，并辅助启蒙教育的完成，而这样的上、下互动又与《诗经》“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的功能不谋而合。1913年鲁迅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广大之，并以辅翼教育”（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4页）。在这种倡议下，一时间各种歌谣组织和团体纷纷建立。1918年北大歌谣处设立，1920年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歌谣会创办《歌谣周刊》，对社会时局产生了剧烈影响。郑振铎、顾颉刚、张寿林等人则通过反对或弱化采诗、编诗、用诗之义，以寻解作为民间歌谣的诗“本义”。譬如他们故意抬高作为“民众文学”的《国风》，贬抑代表“贵族文学”的《雅》《颂》；研究《诗经》时往往与当时民谣俗曲作对比，从民歌形制出发理解《诗经》“赋比兴”精神。将民俗视野引入《诗经》阐释的做法，既贴合了从民间文艺建立民族形式的需要，又符合以情志为中心的新文学观的理论建构，以《诗经》为代表的诗学传统便成了构成中国文学史的早期典范。
1922年《歌谣周刊》 创刊号
之所以如此重视《诗经》的民间传统，其中还有来自西方文学史演进模式对中国旧文学观的强势冲击与影响。当时学界大多相信西方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是从“韵文”到散文，并从中努力寻求中、西文学理论表述上的匹配性。当西方文学的演进脉络被广泛引入后，中国学者不甘示弱，他们引述《诗大序》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抒情形态与西方文学史演进脉络对比。章太炎曾说希腊文学是“韵文先史诗，次乐诗，后舞诗；笔语先历史、哲学，后演说”（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228页），我国文学史“秩序亦同”，显示出“以西律中”的叙事策略。刘师培1905年发表的《文章原始》亦持此论：“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阶段也。”（刘师培：《文章原始》，《国粹学报》1905年第一卷第一号）章、刘都表示，中国文学的发展同西学一样，总体脉络合乎“韵文-散文”的演进规律，作为原始时期乡风民谣的代表——《国风》中的俗谣自然就被推定为中国最早的“韵文”，《诗经》当仁不让就是“中国文学之祖”了。
与现代“新”观念相伴随的还有一个层面是，既然文学史的书写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同步，那么作为文学史开端的《诗经》又如何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中自我定位和阐释言说呢？《诗经的现代转型》从时间、空间、他者三个维度分别讨论了身处特殊时期的学者普遍担忧的这一问题。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最早论述了诗、骚作为南北文学的二元空间格局，改变了以往文学史流行的“诗骚源流”的组织模式，呼唤人们应该对中国文学的多元性和“地方性”民族特色抱以充分体认和想象，诗、骚凝聚而成的综合体，遂成为中国文学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的特质。而从时间维度看，《诗经》是初民时代的产物，是周代的“一代之文学”，正处于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阶段，那么从最早的白话文学——《诗经》演进开始，一直持续嬗变到现如今复杂的国语文学，当然也是历史发展进化的必然趋势。而从“他者”的视角看，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支流，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自当汇入世界文学的长河，这背后所折射的是强烈的自我定位和“中国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其中缠绕交织着“五四”一代学者们“挣脱自身传统，汇入世界公例”的复杂心路历程。
三
《诗经的现代转型》呈现了《诗经》在晚清民初三十年间的“现代转型”之路，又从实操上梳理出“科学方法”在现代诗经学阐释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面临的实际局限。具体而言，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从《卷耳》到《野有死麕》，再到《静女》的三次大、小讨论，不约而同地把话题都聚焦于《国风》中的男女恋情的“科学”解释上。例如创造社同仁对《卷耳》的系列译文《卷耳集》，强调译解好坏并非第一要务，关键是要开掘出古代诗作里感慑心魄的情绪，释放出“原始”经典在今译中最“青春”的样子；针对《野有死麕》的文本解读，也是借由考据方法的灵活使用，牵涉出隐藏其后的爱情启蒙价值；参与《静女》讨论的学者则普遍相信，只要采用“言之成理”的科学方法，就可觅得文本不二“本义”。其实，这里面暗含着“科学方法”在探求两千年前诗歌“原义”上的适用问题，或者说学者们只是为了彰显当时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等现代价值，在工具选择上有意选用了“科学方法”而已，这也表明新文化主将针对《诗经》展开的“现代”解读并非如标举的那般“科学”，而是带入了先入为主和强制阐释的主观意图。
1923年上海泰东图书局首次出版郭沫若《卷耳集》
鉴于此，作者在论述“科学方法”时并未局限于副标题所划定的“从1901到1931”，有些章节涉及的基本问题也相应延伸到了建国以后，甚至直指当下的诗学研究领域。譬如西方“poetry”和中国“诗”的概念外延、层次的对应问题，某些学者未能清楚地明辨具体指向，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两者各自深植的文化土壤和核心所指，只是简单粗暴地“拿来主义”，一味地套用“讴谣—韵文/诗歌—散文”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自然在“跨语际”翻译和传播时产生了“水土不服”与语义转变的问题。这再次说明西方的“科学方法”在《诗经》“现代化”道路上自有其适应效用和文化语境的界限，如何更好地把握这一限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另外，作者还善于揭橥《诗经》“现代转型”背后令人扼腕唏嘘的深层文化心理，以此彰显“科学方法”在解读和适用上为何如此困难重重。近代中国由于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屡屡挫败，学者们对自身文化信心不足，把西方文学完全想象成是一个“完备体”，自然在阐释和分析《诗经》时常常陷入自我贬损的心理境地，甚至连王国维这样的大家都认为“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158页），鲁迅亦叹息中国“古民神思之穷，有足媿尔”（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3页）。这种担忧心理也造成了近代学者在“科学方法”使用上的“唯西方论”，强行用西学标准指导中国文学，轻视了本国文学发展过程的本质特点。西方文学仿佛成了一块认准他者、校对自身的钟表，更是一个难以挥去的阴影。
《诗经的现代转型》针对晚清民初以来的诸多问题都予以充分梳理和揭示，既是传统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突破，也对当下的《诗经》研究多有启发。考察《诗经》在近代时局变迁与文化思潮中的重要变化，以及包括顾颉刚、胡适、郑振铎等新文化运动干将论述《诗经》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无疑拓展了现代诗经学所涉议题的理论边界，同时也认识到了这种“现代”之于传统经学转型的巨大形塑力量。因此，无论是反思经学洪流中的《诗经》，亦或是建构文学长河中的《诗经》，“现代转型”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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