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离境退税，即境外旅客在一国境内指定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后，在物品携带出境时可退还所含货物劳务税的政策工具。作为一种旅游消费和零售出口激励措施，离境购物退税不仅提振消费，提升供需适配性，还促进了内需与外需、消费与出口、旅游与购物的融合，是助力内外贸一体化的新杠杆。
一、我国购物离境退税业务发展迅猛
按照进出口贸易统计规则，只有实际进出境并引起境内物质存量增减的货物才纳入统计，过境转运、边贸互市和离岸贸易不算国内增加值。因此，将口岸免税店业务延伸到境内退税商店，以购物离境退税方式激励境外旅客深入境内城市消费购物，可双向拉动国内出口和消费增长。
我国离境购物零售贸易起步较晚，早期业务主要集中在口岸免税店和少数海关特殊监管区，国内外出境旅客可以低于市场价的免税价格购物消费，所购免税物品必须携带出境。
由于口岸免税价格核定机制融合了税收、场租和垄断利润等多重因素，价税之间不透明，不同口岸同类商品价格也不同。因为性价比不高，近年来口岸免税店对离境旅客消费购物的激励作用逐渐衰减。
2015年7月，我国在北京、上海率先试点设立市内退税商店，以购物离境退税方式激励境外旅客深入境内现场消费购物，即境外旅客在市内退税商店购物达到一定额度，可退还所购离境物品11%（适用征税率13%）或8%（适用征税率9%）的增值税。条件是同一境外旅客在同日、同店购买退税物品500元以上，尚未消费或启用，并在90天内随身携带或随行李托运出境。
考虑到购物便利性和政策激励规模效应，我国购物离境退税试点区域和退税商店数量逐年扩大，退税方式也逐渐从退税商店或离境口岸现金退税转向商场集中兑付点即买即退，2020年全国第一个集中兑付点落户上海恒隆广场，购物离境退税效率明显提高，退税运行成本得以降低，该模式被推广向全国。
此后受疫情、国际外部环境和全球消费能力降级影响，我国境外旅客离境购物销售额出现阶段性增长乏力现象，店均退税零售额、离境旅客人均退税额均处于较低水平，退税代理机构手续费收入难以覆盖运营成本。
随着两重两新和内外贸一体化战略的实施，2024年以来我国离境购物销售额低位徘徊现象迅速改观。
一是冲破封锁实施主动开放策略，单方面增加47个免签国家，来华境外旅客显著增加。2024年，我国境外人员出入境6488万人次，增长82.8%，接待入境旅客2694万人次，增长96%，入境旅客总花费942亿美元，增长77.8%。 2025年上半年，跨境旅行收入增长42%，服务贸易逆差下降14%。
二是及时修订了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全面推行即买即退办法，将享受退税的购物起点降到200元，现金退税上限提高到2万元，转账退税不设上限。对离境购物退税商店和退税商品实行增量扩容，推行离境退税信息管理系统，境外旅客购物后自动带入购物发票信息，全流程电子办理退税，开单核验效率大幅提高。
三是海南自由贸易港2025年12月实行封关运作，包括我国居民在内的岛外旅客离岛免税购物品类范围大幅拓宽，每位旅客一年的离岛免税购物额度提高到10万元。
目前全国退税商店总数已突破1万家，1—8月购物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56%。其中上海增长了85%，退税笔数同比增长116%，其中北京增长了161%。
二、购物离境退税是激励旅游消费和零售出口的国际惯例
1980年，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在瑞典首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国际旅客在瑞典指定商店购物并封装后携带离境，即可从海关获得退税。
该政策遵循跨境税收消费地征税主权原则，可消除或减缓跨境旅游购物的重复征税，对激励国际旅游和消费出口作用积极。很快就在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欧亚和南美国家广泛推广。
由于退税购物商店分布各地，境外旅客离境口岸不固定，旅游购物数量金额一般也不大，各国购物离境退税均面临监管难度大、运行效率低、退税成本高的问题。
代理购物离境退税业务的第三方公司于是应运而生，这种模式相对于行政运作运行成本低且效率高，接受离境购物旅客的自愿委托和税务海关的合规性监管。在市场竞争中还逐渐形成了Global Blue、Premier Tax Free等全球性购物退税服务组织。如Global Blue（环球退税蓝色联盟）在欧亚和南北美等四大洲36个国家有27万家加盟退税店和700多个集中兑付点，打出Tax free shopping专用标志，国际旅客离境购物，只要凭商店退税支票和海关核验章，退税点即可结算并垫付购物退税款。
欧盟增值税六号指令也规定，非欧盟居民在欧盟国家购买商品，随身携带或行李托运出境时，可申请退还所含增值税。由于各国增值税税率和征税成本不尽相同，各国均在统一框架下设定了购物离境分类退税率和单次最低购买限额标准，如德国是11.4%—13.6%和25欧元，法国是12%—19.6%和175欧元，荷兰是11%—15%和50欧元。既维护了欧盟统一市场秩序，又可差异化吸收消费群体。
为防范退税物品在境内转售套利或骗税行为，欧盟各国均要求离境购物需限定时间携带或邮寄出境。并建立了跨境增值税信息追踪交换系统，对已退税却未按期离境的商品追溯补税并处罚。
日、韩是较早实施购物离境退税的亚洲国家。日本的离境退税购物最低标准是单店单次购买非消耗品10801日元或消耗品5401日元，退税率8%。可直接扣税后按免税价购买，也可含税购买、封装离境核验后再退税。
韩国的购物离境退税率3%—7%，有三条通道，一是由商家即买即退，单次退税购物限额3万—100万韩元；二是市区ATM机自助现金退税，限额7.5万韩元；三是未拆封托运行李在口岸核验退税。
英国有食品征税禁忌传统，据说是《圣经》的要求。其离境购物退税商品不包括法定免税食品。2020年脱欧后，英国取消了购物离境退税，结果有1/5境外旅客转向欧盟国家购物，使欧盟的国际旅客人均离境购物从2900欧元提高到3800欧元（2023年），现在很纠结。
三、即买即退是激励境外旅客二次消费购物的杠杆创新
购物离境退税要比口岸免税店集成免税透明度高、激励作用大，但从购物到离境的时空间隔拉长，退税效率和监管成本又成为新问题。为此，今年以来我国又将退税环节前移，全面推行即买即退模式。
所谓即买即退，是指境外旅客在购物环节在信用卡预授权担保后即可退到税款，以增强旅客获得感和二次支付能力，激励其再次消费。但退税前移后，寻租套利风险加大，监管要求更高，一般要求以信用卡预付金为担保，现金退税额度降低，购物后离境期限缩短，并要求在购物城市所在口岸离境。
按照我国离境退税政策的普惠性、即时性和场景化要求，近年来各地离境购物商店和退税集中兑付点均呈几何级增长，布局合理性、规模成长性、运营经济性蓄势待发。
长风破浪会有时。发展离境购物贸易，还是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吸引更多境外旅客入境消费购物，让购物离境退税杠杆有作用点。在技术层面上，本文建议：
一是推进购物离境退税流程标准化。先构建局域数字化退税平台，实现商店购物—扫描填单—离境核验—退税到账一体化，使用区块链技术追踪退税物品离境信息，以防止退税货物回流或境内转售套利，待购物流量能覆盖退税运行和监管成本时，构建全国性数字退税平台。
二是搭载智慧税务可信数字身份体系和“一带一路”征管合作机制，开发高兼容性的跨境数字身份系统。建立优质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消费信用档案，实行离境购物积分激励和退税信用奖励制度，鼓励境外优质客户多次往返消费。鼓励退税购物商店或退税中介机构开发离境购物客户信息偏好分析平台，抓取用户浏览信息和退税购物交易大数据，分类分析境外旅客消费习惯和购物偏好，勾勒用户画像，识别优质信用或有骗税套利嫌疑的客户，增加适配性本土退税商品。
三是降低退税支付汇率风险，防范境外旅客借离境购物套汇套利。应限制境外旅客使用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购买退税物品，允许人民币国际化试点国家的旅客使用人民币结算购物，并给予离境购物人民币退税待遇。推行退税代理费浮动费率制度，鼓励使用信用卡预授权退税通道，限定现金退税限额。
四是优化离境购物商品结构，引导境外游客多买本土产品。如可适当提高丝绸、唐装、土特产等农产品、民族工业品退税率，降低进口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回购退税率，有效避免境外奢侈品境内几日游现象。
五是借鉴国外“故乡税”做法，打好“中国味”亲情牌。针对性鼓励海外华人回乡购物，只要购物离境，即给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待遇。对向家乡捐赠的海外华人可回赠土特产，携带离境时享受退免税待遇。
（作者严才明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自贸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浙江省税务学会常务理事。著有《增值税的效率分析》、《竞争与合作：自贸区功能拓展与跨境税收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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