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骛哲谈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开放中国”

李骛哲（左）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是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副教授李骛哲基于其博士论文推出的新著，于今年春天由中华书局推出。李骛哲是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后，在这项研究中，他以英、德、荷、汉等多语种文献，聚焦于十九世纪中外关系史上一位极具争议的关键人物——普鲁士人郭实猎（Karl Gützlaff），试图在其“语言天才”“传教士”“间谍”“江湖骗子”等多重标签之下重建这一历史人物，呈现郭实猎在“开放中国”过程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以及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之间的交流与碰撞。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李骛哲著，中华书局，2025年3月出版，333页，68.00元

带有签名的郭实猎像（约1850年）

书名中的“开放中国”一词极具张力。郭实猎所推动的“开放”，与他所服务的殖民势力所追求的“开放”，以及后人描述当时中国部分士大夫的“开眼看世界”，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根本性差异与冲突？

李骛哲：“开放”这个词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核心的关键词之一。这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精神、现实关怀也是分不开的。

当然，郭实猎的“开放”、其它殖民者的开放，以及我们后来所追求的所谓“开眼看世界”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郭实猎在1830年代写过一本书叫China Opened，一般译为《开放中国》，但“Opened”这个词的实际含义，更准确地说，他强调的其实是中国已经开放。郭实猎这样表述，主要是想要吸引西方的商人、政客宗教人士关注中国，并且服务于他的传教活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郭的说法也没有完全脱离事实。从乾隆二十一年一口通商以来，除俄国以外的西方商人绝大部分都被限定在广州一口通商，但中国的其它口岸仍然对东南亚和东亚的国家开放。在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尼）、马来亚、暹罗等地，生活着数以十万计的华侨。这些人深入参与国际贸易，经营海外产业，能够了解和使用世界各国的语言，同时又和中国内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郭实猎1826年来到巴达维亚，而后，游遍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他能学成中文，加入同安郭氏宗族，并建立广泛的华人关系网，这都和这一区域内活跃的华人华侨密不可分。1831年，郭实猎在丧妻之后，生活落入谷底之时，孤注一掷、北上中国，竟能成功突破清政府海禁，甚至能在天津停留两个月之久，这都和他能够融入在沿海贸易的闽南语人群有着密切的关系。郭实猎在海外接触华人，习得华语，融入宗族，又借此进入沿海各大城市。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世界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国门既然从未锁上，所谓“开放”就有合理性。

郭实猎中文手迹残稿

郭实猎用印

其他殖民者的所谓“开放”要更复杂。至少需要注意两个维度。首先，他们的所谓“开放”是相对于中国的“封闭”“傲慢”等一系列概念存在的。在中国方面，清政府确实存在限制贸易，防范夷人的情况，保守观念和偏见一直都存在，并非无可指摘。大航海时代以来，国际贸易网络迅速发展，而清王朝无论在观念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没有找到与之较好适应的方法。这也使得欧美商人在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怨念。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存在在本国舆论中刻意建构中国的所谓“封闭保守”形象的情况。近年来有关十九世纪上半叶，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四十年左右，中西方——特别是中英双方矛盾的激化过程的研究已经出现不少。比如常提到的，有关“夷”字翻译的问题，我在《郭实猎与“开放中国”》中也有较多的讨论。不难发现，从把“夷”字用英文翻译为“外国人”到“野蛮人”的变化，主要就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郭实猎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此时，正是欧洲战火渐平，英国力量快速上行的重要时期。西潮袭来之时，要想扩张利益，凭借强力进入中国，便有必要抹黑本土居民，主动激化矛盾。这也是殖民主义者惯用的手段。也就是说，在殖民者角度讲中国的“开放”是针对被构建起来的“封闭”“保守”和中国人的“傲慢”形象而言的。这至少不是事情的全貌，却能服务殖民者的舆论宣传。

至于“开眼看世界”的问题，其实是五四运动以后，国人逐渐形成的近代史观，对构建起来的一系列所谓“开放”问题的回应。但随着相关研究的逐渐深入，可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至少在十九世纪以前，开放本身就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差异。在十九世纪以前，至少可以追溯到晚明，大量来华西人不仅带来了崭新的科学知识，也将中国的文化、技术、制度介绍到了西方。康熙皇帝会学习微积分，乾隆皇帝大量任用传教士在朝供职就是明证。在华侨和广东的商人群体中，有不少人通晓外语，甚至拥有长期的旅西经历。这都证明，中国的眼界一直都是打开的。既然从来没有完全闭眼，那在使用“开眼”这个概念时，至少需要考虑语境。

但是，到十九世纪之后，尤其是嘉道两朝，君主、重臣的世界知识，确实是明显地变少了，而且某些时候少得可怜。这大概是后人喜欢讨论“开眼看世界”的一个基础。当林则徐和道光皇帝都同时认为西方人“腰腿硬直”，膝盖不会打弯，来到陆地上之后，“一仆便不能复起”的时候，后人用“开眼”的角度来反思这种认知断层的现象，又有其必要性。但须指出，这同样不是鸦片战争前中西交往的全貌。当皇帝和他的高级官僚因为缺乏对西方世界的基本认识，而在涉外冲突中处处受制于人、被动挨打的时候，中国人原来早已储备的知识、本来可以起作用的信息渠道，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这才是那个时代问题的症结。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主要讨论的是前两个“开放”之间的关系。讨论不同身份、不同立场、不同出身的西方人，在鸦片战争前，中西矛盾迅速激化的三四十年间，在观念、作为上的关系和关联，力图呈现其复杂性。其中也会涉及一些“开眼”的问题。不过，近年来中外关系史相关史料，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西文史料的大量发现，也使得后面这个“开眼”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起来。我想，后续会有更多的研究，包括我个人在内，都会着力于此。

郭实猎的个体活动，如他撰写的中国报道、他担任的翻译官角色，如何具体地影响了英国的对华政策，乃至《南京条约》的最终签订？能否分享书中您认为最关键的例证？

李骛哲：郭实猎的出现，在他个人而言，带有极强的偶然性。但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这种人的出现又是必然的。随着大量西人的东来，殖民力量的膨胀，航海技术的提升，贸易的发展，在东南沿海地区，一定会出现一个具备极强语言能力并有开拓冲动的探险家，来突破中国的海禁。所以，他的出现，事实上是时代本身决定的。而他服务的对象，名义上是《圣经》，实则只能是鸦片商人和殖民扩张势力。

当我们梳理郭实猎在东部沿海的活动时，能看到他的背后是东印度公司，是鸦片商渣顿，是更多的其他港脚商人，是英国政府。他早期的英文出版，画像发行也同样受到这些力量的支持。比如他那幅最有名的身着闽南水手装束立足中国海岸的画像（1832年），就是由后来的鸦片商人林赛出资绘制，事后又送到英国制成版画发行的。这幅图也是1830年代初，散商抨击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欲取而代之之时，舆论攻势的一部分。这类例子在《郭实猎与“开放中国”》一书的相关章节中，都已经作过明确的讨论。

郭实猎像（1832年）

不得不承认郭实猎异乎寻常的语言能力。他的写作质量很难让人满意，但产出速度却极快。这在那个东西双方彼此都还不甚了解的时代，就显得非常重要。自然，受到鸦片贸易利得者支持的言论和出版物就要为其服务。郭实猎也因此被塑造成西方的中国专家。这是1833年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1835年港脚商人游说对华开战时，郭实猎的言论或报告在英国社会不同层面被广泛提及和参考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中国沿海航行记》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连载、出版、再版，并译为荷兰语和德语的重要原因。

而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猎能在宁波、镇江等地维持地方秩序，充当交涉中介，甚至为英国人搭建情报网络，这些活动确实影响了战争进程。所以，在《南京条约签订图》上，这位普鲁士人才会被绘制在图像的中心位置。这也是英国人对他在战争中作用的认可。

《南京条约签订图》，后排右16为郭实猎

您研究郭实猎与传统的人物传记存在一些不同。比如您对郭实猎姓名、人格、画像的研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能不能谈谈这些研究角度是如何进入您的视野的？

李骛哲：说“耳目一新”实在是有些过誉了。不过，在研究的过程中，能找到好的问题和视角，确实有助于后续研究的推进。对读者而言，这样的文章，其实也更好读。我想，这些发现，首先受益于研究手段的提升和文献、信息获取的便利。在数据库如此发达、国际交流如此便利的时代，我们能迅速收集获取的文献资料，无论是在数量、质量和语种上都远远超越前人。这是开放的时代为研究提供的红利。当文献资料足够丰富时，一些以往很难讨论的视角，便会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这是我在讨论郭实猎的画像、人格、姓名等问题时，能够明显感受到的。

另一方面，随着学术的发展，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工具，不同研究手段或方法的利用，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在我讨论郭实猎的人格特征时，能够在心理学系轻易地找到合作伙伴。在讨论他的姓名变化与他所处的生存环境、语言环境、政治环境的关系时，也能在学校里找到擅长不同外语、方言的同学或同事。这些，都是近年来人文学科研究手段、科研环境进展的产物。

当然，我的研究与传统人物传记的不同可能在于，在充分掌握研究素材的情况下，能够鼓足勇气，跳出原有的分析框架或叙事逻辑。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我在复旦大学接受学术训练的过程中，王维江老师对我的不断提醒和鼓励。

除了郭实猎，书中还着重描写了与他相关的“小人物”，如何评价这些“小人物”在历史关键时刻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有何新的启示？

李骛哲：所谓“小人物”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南中国海周边地区，真可谓波涛汹涌，浪急浪高。率先出现在这里的西方人，多属在同时期的西方社会机会较少的群体。像郭实猎这类出身社会中下层的市井小民，他们如果留在母国，多半只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而此时，却都被推往历史前台，发挥不小的作用，留下重要的历史印记。郭实猎当然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宽，彼时这类或大或小的关键人物，其实非常之多。在郭实猎之前，至少还有马礼逊，和郭实猎同时的，有林赛、律劳卑、麦都思，在他之后，还有李泰国、巴夏礼等等，他们大体都属于这个范畴。他们的成就，有个人因素影响，但主要是时代使然。至少从统计意义上理解，人的成长、特质、禀赋、性格，都与时代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这样一群外来者，在南中国海周边地区，凭着他们的冒险家特质，个人野心和欲求，乘风破浪而来的时候，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生平，他们与那个时代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已经超脱出人物本身，成为读者理解十九世纪上半叶中西双方一系列关键性冲突的线索和钥匙。这些故事，比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更生动，这些细节，也更能帮助我们接近历史的实相。

至少从我个人的研究感受来看，在不缺乏宏大视野的前提下，细节研究越深入，就越有助于历史认识的深化和提升。

有关郭实猎的多语种（英语、德语、荷兰语）文献举例

通过郭实猎的个案研究，您希望读者对“中国近代化”的早期进程产生怎样更细致的理解？他的故事是否挑战了我们关于“中西碰撞”的某些固有叙事？

李骛哲：可能是受到历史分期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对1840年之前这几十年的所谓“中西碰撞”的过程，研究得比较少。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研究鸦片战争本身的新著作其实也不算多。不过随着国家实力的发展，当改革开放的时代话题，逐渐转换为伟大复兴的现实关怀时，学术研究的焦点自然也会随之位移。这是最近这些年涉及十九世纪早期中西碰撞过程的研究逐渐增多的一大背景。

无论是这本《郭实猎与“开放中国”》，还是后续的一些著作，其实更多的，并不是要挑战某种固有叙事，而是想要说明，哪怕我们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需要明白，在此之前的中国和世界，无论是西方的英国、美国、德意志，抑或是东南亚和阿拉伯，都一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而十九世纪最初的四十个年头，或者马戛尔尼访华后的四十七年，确实又是中西双方实力迅速消长，矛盾快速激化的一段时间。没有这一时期的矛盾积累，就不会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我们对这段矛盾上升期的了解，显然还相当不够。

另一方面，在当下这个国家实力对比再次发生重大逆转的时期，这样的研究似乎又在历史之外，多了一层微妙的现实意义。我在本书的后记里曾经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在此不妨引用一下，作为回应：

直到不久前，华语学界研究鸦片战争的主旨，仍多集中于对王朝昧政的批判，着力强调中国自身“开眼”或“开放”的价值。可如今，曾经号召开放门户的列强，已经转变了姿态。早已视“开眼”为常识的中国，也面临着新的困惑。势随时变，时代话题的变化之快，叫人猝不及防。当鸦片战争的相关研究，在事隔近三十年的清冷之后，再次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时，新一代学人的价值取向、读史心境、现实关怀和他们所感受到的世界大势都已变化。后人，还能一如既往地赞成近代中国从王朝时代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吗？旧论似已松动，新说尚未现身。我不禁好奇，变局发生的时代，将变化出怎样的学术？

郭实猎创办的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关于郭实猎，或者十九世纪的中西交流史，还有哪些未被充分挖掘的领域或人物，值得未来的学者继续探索？

李骛哲：需要挖掘的，可能不只是十九世纪的中西交流史。中山大学的吴义雄教授最近在课堂上仍然在提示我们，如果将晚清史视作一部断代史，而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的一个部分，那么，便有大量的关键人物和事件，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比如阎敬铭、彭蕴章等人均属此列。如果聚焦到近代中外关系史，那么像麦都思、巴夏礼、李泰国，以至于后来的汉纳根之类，也都有极大的空间，可供深入研究。再比如事件，即使是大家最为熟悉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近年来已知的新出重要史料，早如雨后春笋，不可计数。这些史料，既有传统的文献资料，也有新出的图像、实物，甚至遗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看到这些领域产生新的研究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