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ma Rush与美国Z世代的“南方高校热”
当下，越来越多的美国高中毕业生选择进入南方大型公立大学就读，特别是“SEC”高校（“SEC”即“东南联盟”，是由美国南部及中西部16所大学组成的大学体育联盟，总部位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这种现象正讲述着一个当代美国大学文化、世代价值变迁、社交媒体重塑身份政治的故事。
近日，新一年度的美国高校录取季来临，《泰晤士报》、Vox网站分别发表了题为《为何美国年轻人放弃精英大学而选择南方腹地》和《为什么Z世代纷纷涌向SEC大学》的文章。在2024年9月，《华尔街日报》则以《对不起，哈佛，现在人人都想去南方上大学了》这一更加夺人眼球的标题对“南方高校热”的现象进行了关注。
2024年7月，东南联盟正式接纳得克萨斯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大学成为其成员院校。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从2014年到2023年，SEC联盟院校中来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本科生人数增长了91%。其中，阿拉巴马大学、田纳西大学和密西西比大学这三所学校的东北地区生源数在2002年至2022年间增长超过了500%。
尽管认为南方大学正在变得越来越具吸引力的论调，在互联网上遭遇了诸如“谁会为了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而放弃麻省理工学院呢”“没人会为了去南卡罗来纳大学、阿拉巴马大学或奥本大学而放弃真正的常春藤盟校”的嘲讽和反驳，但影响高中毕业生选择的并非只有高校排名和“常春藤”的头衔，还有更为现实的学费、录取率、气候，以及美国“南方文化复兴”和社交媒体所塑造的南方大学文化的吸引力等复杂因素。其中，TikTok平台上的“Bama Rush”和“RushTok”热潮是一个最为“可视”的变化。
TikTok的“可见性经济”如何影响大学选择逻辑
“Bama Rush”的意思是“阿拉巴马大学招新热潮”。“Bama”是对Alabama（阿拉巴马州或阿拉巴马大学）的口语化简称，“Rush”则指美国大学里兄弟会/姐妹会的招募过程或招新周。
“Bama Rush”的网络迷因化始于2021年8月。当年的阿拉巴马大学招新周（rush week）期间，TikTok上以#bamarush# 和 #alabamarush# 标签发布的大量视频迎来了病毒式的传播。这些视频内容主要包括招新期间的每日穿搭展示（OOTD）、姐妹会加油视频以及各种招新周活动，而许多TikTok用户也借机创作了类似风格的模仿和恶搞视频。已知最早的相关视频是TikTok用户@whatwouldjimmybuffettdo在8月8日上传的，她在这段视频里展示了自己在招新周第一天的穿搭装扮，该视频在一周内获得了超过90万的观看量。8月11日，用户@claraholleman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展示了大量金发女郎，并调侃新生周的每个女生看起来都一模一样，该视频在两天内的播放量就达到了170万。于是，阿拉巴马大学等南方院校的姐妹会招新和选拔成为了一个引发全民关注的互联网文化现象。
“RushTok”便由“Bama Rush”衍生而来。它是TikTok上一个以南方高校女生为主的板块，相关用户在平台上发布招新周的每日穿搭，宿舍/会所展示，参加某一轮招新活动晋级或被刷的自述和情绪记录、姐妹会成员情谊的视觉化表演等等内容，将姐妹会招新变成了一种可以“连续追剧”的过程。
#Bama Rush#和#RushTok#标签下那些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的短视频极易成为被算法推荐的内容，其视频数量和观看量都相当高，甚至逐渐成为了SEC高校的招生宣传片。由此，“Bama Rush”和“RushTok”这两个在平台语境中生成的复合词，成为了以美国大学姐妹会招新为主题，在TikTok上被持续生产、观看、二次创作的一套短视频内容与叙事模式。这一短视频潮流将原本制度化、排他性的校园仪式转化为可被观看、模仿和消费的生活方式叙事。进而，“Bama Rush”和“RushTok”也发展为一种关于美国南方校园文化的视觉叙事。相关内容并不局限于校园内部生活的讨论，而是把“这里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和“如何成为一个在TikTok上更加可见的个体”这两个Z世代关心的话题连接了起来。对于Z世代而言，这种可视化、可分享的生活方式本身就与他们对身份和体验的理解息息相关。
基于上述角度，正是社交媒体上“南方高校”相关标签的流量/注意力吸引力增强了这些高校在招生上的吸引力。从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自我品牌化”（self-branding）、“微名人”（micro-celebrity）和“表演式自我呈现”（performative self-presentation）等理论视角来看，#Bama Rush#和#RushTok#这类由视觉叙事驱动的文化吸引力，意味着参与其中的学生们不仅是在分享Rush的过程，更是在构建一个可以被更多人看到的身份剧本。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不只是放大了个体的存在感，而且规范了人们追求可见性与吸引注意力的方式。
#Bama Rush# 和 #RushTok# 成为Z世代身份策略的一部分，它关乎如何在大学生活叙事中获得点赞、关注与社会认同。这与传统意义上大学作为学术或职业路径基石的理解不同，因为前者依赖的是一种可见性资本（visibility capital）而非传统能力资本。谁的大学生活更有“内容”，更容易得到点赞和讨论，甚至能为年轻人们提供一个更为良好的职业开端——如TikTok高影响力者、校园名人等。
由此可以理解Vox《为什么Z世代纷纷涌向SEC大学》一文写道的：“最理想的大学体验是充满社交性和南方风情的。”作者认为，“在TikTok时代，学生们更注重视觉化和可分享的大学体验，包括橄榄球赛和兄弟会/姐妹会等大型社交活动。Z世代似乎更关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以及参与的话题标签，而不是简历上最亮眼的成就。”总之，在过去的年轻人（如千禧一代）眼中，大学选校的逻辑更多围绕着学术声誉、“简历资本”和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路径，大学的社交生活固然是其组成部分，但并非主流叙事。而在Z世代身上，社交媒体生成的可见性和“个人品牌化”路径，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核心价值。
而《纽约邮报》今年8月的一篇报道批评了已经成为一种“装备化”竞争的招新周活动——不少参与者为了吸引关注，花费巨额资金聘请服装造型团队和“Rush顾问”（以制定从获取推荐信、整理衣橱到练习会话技巧的各种策略），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展示自己的支出。阿拉巴马大学的大四学生、21岁的Kylan Darnell是在TiKTok上拥有超过100万粉丝的“RushTok女王”，她表示，有一些女孩因为被姐妹会拒之门外而不得不换一所学校就读。这既揭示了“rush文化”在今日美国的影响力，也揭示了它对当代年轻人的新型异化。社交媒体上的rush文化强化了消费主义的逻辑，促使rush变成一种消费性的活动与身份展示。
《纽约邮报》记者写道：“加入心仪的姐妹会是一场残酷的竞争，它能成就或毁掉一个‘准姐妹’的大学生涯。”
重新理解美国大学的“希腊体系”
进一步看，“Bama Rush”风潮中其实主要包含着三方面的文化吸引力。一是SEC高校的体育文化。二是白人女性“网红”文化。三是美国高校的兄弟会/姐妹会文化。而这三点都在与社交媒体的当代联结中获得了新的力量或新的理解空间。
Vox的文章指出，SEC联盟高校拥有美国NCAA一级橄榄球队，长期吸引着海量的观众人数。而这些现场盛事不仅是Z世代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内容，也是他们可以亲身参与的精彩体验，因为经历过新冠疫情封闭体验的他们尤其渴望更多的现场活动。此外，在过去几年里，Z世代对体育的兴趣持续增长，这或许受到了泰勒·斯威夫特等“球星太太团”（WAGs）的影响。并且，体育强校还天然地与品牌时尚有关。而Z世代成长过程中接触品牌的机会更多，因此也更容易形成品牌认同和消费习惯。而这些因素都与社交媒体对明星生活和品牌形象的塑造不无关联。
在女性“网红”文化方面，#rushtok#的突然爆红也被归因于参与其中的女性类型——她们大多是拥有金色头发和苗条身材的白人女性，并且倾向于发布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女性化的活动，比如为迎新周的各种活动挑选服装，而这些活动通常展现出一种“现代南方佳丽”的审美风格。总之，她们更容易出现在TikTok用户的“为你推荐”界面上。文化咨询公司Cool Shiny Insights的创始人Kaley Mullin在Vox的采访中表示，总体而言，“南方女性公开展现女性魅力并将其发布到网络上，比北方女性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而美国高校的兄弟会/姐妹会传统，或许是三种文化吸引力中最为复杂的一个。
“Rush文化”从其源起就与美国大学中的这种“希腊体系”（Greek system/ Greek life）紧密相关。
“希腊体系”指的是美国大学里一类以希腊字母命名的学生组织，主要就是通常所说的“兄弟会”（Fraternity）和“姐妹会”（Sorority）。它缘起于18至19世纪美国早期大学的精英男性学生对欧洲古典教育传统的模仿。简言之，这是一种半正式、半私人化的校园精英社交组织体系，它在很多高校占据了文化和权力的中心位置。在许多大型公立大学，尤其是南方大学中，许多校园重要组织负责人（如学生会主席）来自希腊体系，政商界的校友网络通过希腊组织延续，而一些重要的实习和工作机会也是通过这一体系内部流动的。
在“Bama Rush”和“南方高校热”的风潮背后，我们看到，一方面，“希腊体系”的活动与仪式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视觉性效果或可视化潜力。姐妹会、兄弟会通常拥有固定的社交日、特色服装和拍照时刻，这些元素本身就极易生成 TikTok 上被流量算法所青睐的视频内容。
另一方面，年轻人对社交媒体及其价值的重视，或许也在悄然改变着美国社会关于兄弟会和姐妹会的某些印象，并强化着这种圈层体系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曾经，“‘希腊体系’与美国教育不平等的再生产”的话题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公共焦虑。人们认为，这种校园文化内部长期存在着种族歧视、精英身份与特权阶层的显性或隐性叙事。Vox的文章提到，在2010年代，无论是电影还是纪录片，它们都更多聚焦于这些组织内部的霸凌现象，并对其种族排他性与保守传统展开批判，围绕校园暴力的讨论也频频将兄弟会置于叙事中心。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案例，莫过于《滚石》杂志在2014年刊发的一篇报道，其指控弗吉尼亚大学Phi Kappa Psi兄弟会成员涉嫌集体性侵，该文一度引发全国性的震荡。
而今，尽管某种“纵情狂欢”的刻板印象似乎依然附着在兄弟会与姐妹会之上，在当下Z世代×Tiktok的语境中，这类组织的吸引力已经发生转向。研究高等教育的特拉华大学副教授皮耶特罗·萨索（Pietro Sasso）指出，Z世代对这种大学文化的兴趣，并非简单延续了千禧一代的动机——后者“主要是为了享乐”，同时也被这些半封闭社团所笼罩的神秘感所吸引；相比之下，Z 世代更看重的是加入一个高辨识度组织所能带来的可见性与社会影响力。
“2010年代可以说是阿舍·罗斯（Asher Roth）的年代，他唱着‘我要派对’，这精准地反映了千禧一代对社交生活的期待，”萨索解释道，“Z 世代同样渴望社交体验，但他们的关注点更偏向视觉呈现。他们渴望被关注，渴望在照片中被标记。”而这种心理，与兄弟会/姐妹会既需要曝光来维持吸引力、又害怕破坏了自身原本的排他性机制的特点，经由社交媒介平台达成了某种共谋。因此，在TikTok时代，“希腊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再只是一种高校文化机制，而是成为了涌向南方的“Bama Rush”年轻人们参与其中的真人秀。
“畅想未来”不如“享受当下”
“年轻人越来越意识到上大学可能意味着背负数十年的学生贷款，因此他们的心态正朝着乐趣、享受和社区的方向发展。……他们心想，‘如果我要花一大笔钱和接下来的四年时间去做一件没有投资回报承诺的事情，那我不如从中获得一些乐趣，结交一些朋友’。” 这是Mullin在Vox采访中说的另一段话，它或许实实在在地勾勒出了当下美国高中毕业生的真实想法。
这些Z世代毕业生涌向南方大型体育强校并热衷在TikTok上分享“Rush”的现象，反映了经济增长放缓、未来不确定性增强、“名校精英成功路径”叙事遭遇挑战、国内政治分裂加剧、保守主义复兴的环境下，社交媒体如何重塑年轻人对大学生活的期待与目标，而这也让大学招生、地方文化和Z世代的身份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互动反馈。
资本主义与爱的疲惫
《雅各宾》杂志近日刊载了题为《资本主义中的爱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出发，把“爱”作为一种具有使用价值，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被侵蚀和重新配置的社会现象来分析。
此文作者是克里斯汀·罗格·戈德西 (Kristen Rogheh Ghodsee)，她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系教授、民族志学家，出版了《第二世界，第二性别：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妇女的行动主义与全球团结》《红色女武神：五位革命女性的女权主义启示》《转型中的迷失：后共产主义时代日常生活的民族志》等多部专著。
克里斯汀·罗格·戈德西 (Kristen Rogheh Ghodsee)
《资本主义中的爱的政治经济学》抛出了一个看似陈旧的问题或论断：“爱是商品吗”或“爱的商品化”，但也给出了一些不同的理解路径与一个坚定的回答。
戈德西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能够将“爱”的两部分——注意力与情感——纳入商品交换，但却无法真正商品化存在于这种关系中的“互惠流动”，而正是这个部分构成了真正的爱。资本主义一方面无法把“互惠流动”变成商品，却又通过不断榨取时间与注意力来削弱它的可能性，这是我们面对的一种根本性的矛盾。“爱需要关注、关爱和相互付出——一个自然的给予与接受的循环。资本主义可以轻易地将前两者商品化，但第三点却难以被市场机制所掌控。这正是我们的经济体系如此执着于摧毁它的原因。”
爱被拆解了，但不是以我们想象的方式
此文最为有力的理论操作，是戈德西将“爱”拆解为了三种不同的构成要素。第一是注意力。它意味着一个人几乎完全将认知能力集中于另一个主体或客体上，意味着我们集中注意他人，倾听和关注他人的感受。第二是情感（affection）。这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概念，它可以包括性、触摸、安慰、善意的话语、赞美，以及任何表达温柔、激情、关心或奉献的行为。第三是互惠流动（reciprocal flow）。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给予与接受的动态循环。它不是简单的“（因为）你给我，（所以）我给你”，而是一种存在于关系延续中的自然节律。
戈德西认为，无论是浪漫爱、柏拉图式的爱还是亲情之爱，不同形式的爱都包含这三种要素的组合。注意力、情感和互惠流动都具有使用价值，但只有注意力和情感可以被直接商品化，也即从使用价值转变为交换价值，而互惠流动必然超出这种范畴。
注意力和情感，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早已被充分驯化。在当代学者关于情感劳动、情感资本主义、亲密关系与经济结构等角度的研究中，我们越来越熟悉其中的资本主义逻辑。例如，伊娃·伊洛斯（Eva Illouz）的《冷亲密》分析了资本主义如何将亲密关系规范化为经济交换逻辑——在交友、爱情、性别关系中的“谈判”“选择成本”等；亚莉·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关于情感劳动和家庭分工的研究中，以“感激的经济学”“第二轮班”等具有经济学色彩的概念，来描述双职工伴侣的家务分工以及职场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艰难平衡的状况。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爱的商品化”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基础。
资本主义并不只是把商品变成商品，而是把注意力也变成可买卖、可剥削的东西，从而不断减少人们自愿投入到自由关系中的注意力。这既是对人的心理需求的剥夺，也是对人类基本交往条件的侵蚀。戈德西指出，注意力是最容易被商品化的元素。她写道：“金钱可以买到注意力，而出售注意力也成为了一种合法的谋生方式。……如果我们习惯于把注意力当作可以购买的东西，我们也会越来越不愿意（免费）分享所剩无几的注意力资源。”
情感（affection）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不被视为商品，但现实中资本主义已经把很多人类情感劳动纳入市场。例如性工作、陪伴服务和各种形式的“关怀经济”（care economy）。主播与观众的互动、本质上也是注意力和情感劳动的交换。总之，资本主义不再假装自己是“冷冰冰”的，相反，它非常擅长调动情感、制造亲密、模拟关怀。资本主义并不是消除了爱的情感，而是把它纳入了交换体系，使其成为工资、利润、服务费的来源。
戈德西认为，“随着情感的稀缺，它的交换价值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理性地选择将情感作为一种劳动力出售，尤其是在平均工资较低的情况下。……（而）当1%的富人将各种付费的享受安排得满满当当时，情感本身也成了一种奢侈品——被囤积、交易和炫耀，成为在这个万物皆有价的经济体系中个人成功的象征。”
而互惠流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抵抗着施加于注意力和情感上的商品化过程。戈德西区分了“互惠”与“互惠流动”。“互惠”更像是一种计算性的交换，它是“（因为）你给我，（所以）我给你”，或者“你给了我，我才给你”，双方都在计算着付出与收获的平衡。而“互惠流动”则允许短期内的不平衡，只要总体关系持续不断。戈德西文中援引了生态系统互惠、人与宠物的互动、长期深入的亲密关系作为例证，强调互惠流动是一种不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自然循环。
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无法真正商品化互惠流动呢？这并不是出于道德上的纯洁性假设，而是出于结构原因。互惠流动之所以存在，恰恰依赖于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非对称性。它无法被量化，也无法被提前结算。这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中的“异物”。资本可以雇佣你去关心别人，却无法雇佣你去持续地、无条件地、在不确定未来中维系一段关系。资本可以出售陪伴的时间，却无法出售共同生活的“节律”。“富人可以买到无穷无尽的他人关注和爱慕，但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那种完全沉浸于自然循环的非交易性给予和接受的体验，因为它本质上就是非交易性的。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
资本主义如何破坏爱的“互惠流动”
“互惠流动”不是“你付出多少、我立刻偿还多少”，而是一种允许不平衡、允许拖延、允许模糊的关系节律。它需要时间冗余、情感安全和对未来的最低信任。资本主义无法将互惠流动转化为商品——但却能够通过让时间稀缺、让信任缺失来破坏它。戈德西发现，理解资本主义如何以及为何削弱我们给予爱和接受爱的能力，关键在于认识到它同时贬低和剥削了这种唯一无法转化为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
这种贬低和剥削的实现与两种关键机制有关。一是时间贫困。当人们的时间被用于应对市场需求（工作、通勤、闲暇都被商业化时），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投入到非商品关系中。二是情感和信任的侵蚀。资本主义通过把人际关系看成是需要“合理投资、风险规避”的资源，破坏了人们自然进入互惠流动的能力。不平等和竞争让人与人之间更像交易者，而不是共享共同世界的伙伴。
可以认为，戈德西想说的是，即便我们愿意放弃计算，资本主义也已经不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不计算”了。当工作时间不稳定、劳动强度上升、闲暇被平台化占领，关系不再是被过度理性地管理，而是被迫变得碎片化、应急化、去承诺化。不是人们不想投入，而是投入本身成为一种奢侈。这解释了一个当代爱之悖论：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高度“情感化”的社会，却普遍感到亲密关系脆弱、疲惫、难以维持。问题不在于情感不足，而在于这种关系所需的时间结构已经被系统性地抽空。
在这里，戈德西对保守主义的批评值得注意。她指出，传统的保守主义话语往往承认爱、关怀和互惠的重要性，却坚持把它们封闭在家庭内部，尤其是异性恋家庭中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之间。这种做法在表面上是在“保护爱”，实际上却是在把爱的社会成本私有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可以继续榨取公共时间；另一方面，关怀劳动被自然化为家庭责任，尤其是女性的固有责任。这既否认了社会中其他照顾劳动的价值，又把人的情感责任私有化。“爱”没有消失，但它被压缩进越来越狭小、越来越高压的私人空间中。这正是资本主义与保守思想的奇妙联盟。
她批判道：“尽管大量证据表明，婴儿和幼儿可以从各种各样的照护者（无论是否付费）那里得到良好的养育并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但对母子之间‘特殊纽带’的普遍理想化，实际上却将女性的照护劳动排除在了生产性经济之外。在一个万物皆有价的社会里，那些能够保持‘无价’的东西，往往是那些让精英阶层受益的东西，这令人怀疑。”
爱的疲惫与“是我们不会爱吗”
资本主义学会了谈恋爱。但它从未学会，也无法学会，为爱留出足够的时间与信任。
《资本主义中的爱的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一个看似温和、实则锋利的判断是：资本主义并没有、也无法真正把“爱”商品化，但它正在系统性地摧毁爱的前提条件。爱不是被直接买卖的对象，而是在时间贫困、注意力榨取和情感工具化的结构中被慢慢耗尽的。这和前文述及的相关性别社会研究成果一样，主张把讨论从“爱是不是商品”这一略显陈旧的文化批评问题，转换到一个更具政治经济学深度的层面来探讨，并给出了一个暂时的回答：资本主义不是通过把爱变成商品来统治人类的情感生活，而是通过把可用于爱的资源——时间、精力、信任等——转移到资本增值链条中去来完成这种“爱的革命”的。
而如果说戈德西的说法具有某种激发爱之政治潜力的地方，那就在于它拒绝把问题归咎于个体的情感能力。它没有急吼吼地批评我们过于功利、不懂得爱和不会爱。它想说的是，资本主义正在制造一种让爱难以持续的复杂结构。换句话说，爱不是私人道德问题，而是公共政治问题。
爱的疲惫，是一种社会症状。当我们说“当代人不再相信爱情”时，或许真正的含义是：人们不再拥有支撑爱情的社会条件。爱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迫在资本主义的缝隙中艰难存活。这也意味着，对爱的危机的回应不应是情感鸡汤式的自我修复，而应是制度层面的重新分配：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公共照护、去市场化的交往空间等。如果我们要认真谈论爱，就必须谈论时间、劳动、制度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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