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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2025年从一场大火开始。美国加州，山火绵延数日，波及数座博物馆、图书馆与书店，大量藏书、珍贵手稿被焚毁。在灾难面前，书和人都显得如此脆弱。在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作家科尔姆·托宾回忆起这场大火：“它离我们的房子这么近，可一旦它没有蔓延过来，我们就在房子里继续生活。”没错，生活仍在继续。回顾这一年，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危机仍在周遭世界不断发生，大火就像是一个隐喻：危机不断袭来，文学死里逃生。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文学一直都是危机的重要回应者，如诺贝尔文学奖给今年获奖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颁奖词所写：“他那震撼人心、富有远见的创作，在灾难与恐惧的时代重申了艺术的力量。”在今年的文学世界里，我们依然能看到创作者对当下生活的密切观照——从战争、性别、科技到个体心灵，这些主题始终贯穿于文字之间。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文学这一载体本身也正在受到动摇，从此起彼伏的抄袭风波，到文学奖难以选出佳作，再到人工智能对写作行业的全面挑战，我们是否在离文学越来越远？
在这篇盘点里，我们将从“危机”这一主题出发，回顾过去一年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和趋势，观察文学如何记录并回应当代生活，也借此审视文学在当下的处境。我们希望这不只是一次回望，也是对未来的提问：经历种种危机之后，文学最终会去往何方？
01 消失的读者
关键词：读者退场、爱荷华写作计划、书评衰落、文科教育的全球危机
伦敦大学学院和佛罗里达大学在今年八月共同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03年到2023年，二十年间为了愉悦而阅读的人口比例降低了大约40%。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已经放宽对“阅读”的定义，将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杂志和报纸等不同介质都涵盖在内，因此研究人员认为，这一下降幅度“令人惊讶”，它指向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不论通过何种方式，似乎都难以再调动起人们的阅读热情。当读者退场，那些围绕阅读展开的空间也难以维系。
过去一年，我们继续见证着实体书店的凋零。今年八月，日本最大书店品牌之一的茑屋书店宣布关闭位于成都的西南首店，这是茑屋一年时间内在中国大陆关闭的第四家门店，“做書”的一篇分析指出，茑屋在日本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依托不同商业圈的消费人群画像，用咖啡店、绘本馆、二次元等线下体验店来吸引新客群，而在中国，人们的消费习惯早已被平台和直播电商塑造，“图书+生活方式”的经营模式难以走通，所谓的“网红书店”也越来越难留住读者。
独立书店方面，在上海开业10年的半层书店于今年三月闭店；在北大清华门外经营19年的豆瓣书店也于九月与读者告别。一个月后，开了将近16年的北京库布里克书店宣布停止营业，将由新的资方接手，内地门店仅剩上海一家。在接连不断的闭店消息中，读者纷纷涌入书店告别，有人指出，这个时代实体书店最热闹的时刻，往往是开业和闭店的那两天。
危机也在向写作者蔓延。今年二月，闻名全球的爱荷华写作计划（IWP）发布公告，称其与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的资助协议被终止，将损失10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各项活动被严重影响。这项由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参与创立的写作项目，自1967年以来已邀请超过160个国家的上千名作家参与其中，其中包括3位诺奖得主，以及中国作家汪曾祺、莫言、王安忆等人。
九月，美联社宣布将停止刊发书评栏目，原因是“书评受众相对较少，已无法维持规划、协调、撰写和编辑所需的时间”。更早之前，《纽约时报》对艺术版块作出调整，将负责戏剧、电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四位评论作者调离，目的为拓宽文化报道形式以“超越传统评论”。中文世界也是如此，界面文化采访多位从业者发现，近年许多国内媒体都在减少书评版块的位置，逐步转向文化观察的形式，出版社也将更多资源投向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营销。
这在业界引发一片哗然，有人认为书评衰落背后反映了读者思维结构与阅读习惯的变化——越来越习惯于短阅读，接收海量繁杂的信息，对系统性、专业性阅读的需求在减少。《纽约客》作者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y）则发文为传统评论辩护，他指出评论远非守旧文体，而是“最具进步性的艺术写作形式”，取消文化评论，意味着将话语权交给营销与宣传，这些缺乏独立性的报道将使人们与艺术反思渐行渐远。
在高等教育领域，知名文科重镇芝加哥大学于八月宣布将暂停包括古典学、艺术史在内的多个文科系别的博士项目招生，同一个月，世界三大顶级翻译学院之一的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也宣布将逐步关停研究生课程。国内同样，今年三月，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计划将文科本科招生比例从原来的30-40%大幅压缩至20%。《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报道指出，不论是因为财务危机、生源减少还是严峻的就业形势，文科教育的确正处于一场全球性的危机之中。
叫衰声中，学院内外仍有共振。今年夏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汤拥华的一篇毕业致辞出圈，他说道：“明明能够像别人那样想开却又情愿自己想不开，明明自己想不开却又希望别人能够想得开，知道别人想不开却又希望别人想不开的时候能够过得好，才会需要爱，需要文学，需要我们呀！”
02 我们还需要文学奖吗？
关键词：东欧文学、女性叙事、黎紫书宝珀发言
年末，颁奖季如期而至。十月，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一个月后，匈牙利裔英国作家大卫·绍洛伊（David Szalay）凭借小说《肉身》（Flesh）获得布克奖。匈牙利作者的连续获奖使东欧文学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尤其是在中国，界面文化采访多位译者、编辑发现，百年来，从民族生存焦虑，到如何在世界文学中寻找位置，再到当下对“大厦倾倒”后的流亡与颓废的共享情感，中国关注者对于东欧文学的兴趣一直围绕着对自我存在的探寻而展开。
早些时候，今年的国际布克奖和女性小说奖分别授予印度作家巴努·穆什塔克（Banu Mushtaq）和荷兰作家雅艾尔·范德沃登（Yael van der Wouden），二者共享着一种边缘化的女性叙事。穆什塔克的小说集《心灯》（Heart Lamp）直面印度南部父权社区中妇女和女孩所遭受的种姓、阶级与性别暴力，她在采访中说：“媒体每天报道的事件，以及我的亲身经历，都是我的创作灵感来源，这些女性痛苦而无助的生活给我带来强烈的情感反应。我并没有进行大量研究，我的内心就是全部的田野。”范德沃登的长篇首作《保管》（The Safekeep）讲述了二战后阴影下的荷兰村庄，两名性格截然不同的女性彼此交织的生活，其中流动着扭曲的欲望与失落，在领奖时，她描述了性别经验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并为当下针对性少数的仇恨“感到心碎”。
我们也在今年迎来了一些名家新作。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备受关注的回忆录《生命之书》（Book of Lives）于11月出版，这本书并非对全球议题的评论集，而是更接近阿特伍德写作生涯的私人回忆，其中不乏对一些“旧账”的清算，比如大学时往她酒里下药的男生，质疑她如何一边写作一边做家务的男性评论家，以及加拿大文坛如何在某些时候成为流言、嫉妒与背后捅刀的温床。萨尔曼·鲁西迪遇刺后的首部虚构作品《第十一小时》（The Eleventh Hour）也与读者见面，这是一部由五个中短篇组成的小说集，故事跨越印度、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鲁西迪从死里逃生的经验出发，探讨了社会危机下的生与死、遗产与身份等主题。
国内方面，本年度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授予辽京的长篇小说《白露春分》。在颁奖礼上，评委之一、作家黎紫书的发言引发热议，她形容自己是“有心机”的评委，如果发现一个很好的作品，会各种各样地计算，一定要让它拿奖，但在这届评选中，她没有看到一部值得她这样做的作品。这番话呼应了中文世界过去几年认为文学奖入围作愈发平庸的声音，作家朱天心透露，自己在今年评选台积电文学奖时也产生了类似的感受，她首度放弃将心中的第一名作品辩护入榜。问题出在哪？黎紫书在发言中指出，今天的青年作家或许正在忽视时间感和等待的珍贵，也不再追求一个了不起的、可以传世的作品，“他们要的是现在我成为一个被关注的作家，以及现在我能够得到什么，我想是价值观的差别造成了今天的这种现象。”
03 男性危机
关键词：incel小说、男性气质、余华新作遇冷
英剧《混沌少年时》年初在全球热播，透过极端暴力行为，非自愿独身者（incel）及其背后的男性圈（manosphere）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界面文化曾在去年的性别盘点中引用研究指出，年轻男女存在“政治观点的鸿沟”，前者正在成为重要的保守力量，世界各地的“极右势力正在从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那里找到沃土，这已经在影响选举”。种种社会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一状况，作家艾米莉·维特（Emily Witt）在《伦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男人，男人，男人：他们不断缩水的职业前景，他们的孤独危机，他们的自杀率。”
回顾过去一年的世界文学，我们看到男性气质已经成为重要的创作主题。《独立报》（Independent）的一篇文章指出，我们或许正在迎来“incel小说时代”。在当下，越来越多小说作者开始大胆地深入incel群体内心，透过主人公的视角去经历生活，他们不断遭遇性拒绝，深陷自我厌恶、羞耻和虚无主义的泥沼，于是对周围的人充满怨恨，甚至一步步滑向愤怒，并采取行动报复这个对他们的存在漠不关心的世界。这其中暧昧的道德立场很容易招致批评，指责作者为incel辩护，认为小说在鼓励读者与充满仇恨和厌女情绪的杀人犯共情，但作家克里斯·麦奎尔（Chris McQueer）认为，这不是将incel人性化，而是试图呈现一种复杂性，很多时候恰恰是那些有神经多样性、虐待经历或贫穷的个体更容易成为仇恨操纵的猎物，这指向社会精神健康服务的结构性危机。
大卫·绍洛伊获得布克奖的小说《肉身》同样被认为探讨了男性危机，主人公伊什特万代表着现实中很少受关注的工人阶级男性，他们被男性气质所捆缚，从小被教导不能流泪，压抑内心想法和情感。在绍洛伊看来，男性气质总是不可避免地涉及性、暴力与金钱，而这又指向活着的麻木与陌生感，如《卫报》所说，他“以近乎赤裸的笔触探索了欲望和自主性的局限”——身处血肉之躯的人如何随着时间缓慢前行，以及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
在中文世界，余华年底发布的新作《卢克明的偷偷一笑》出乎意料地遇冷，目前豆瓣近3000人打出了5.3分，成为余华唯一一部跌破及格线的作品。批评声音主要集中于书中关于“透支”、出轨、包养、嫖娼的情节，以及不加节制的情色描写，尽管余华试图将其作为对男性危机的刻画，但这让许多读者尤其是女性感到不适。其实这在余华过去的小说中并不少见，但随着性别话语的变迁，今天的读者似乎越来越难以接受，并将其视为“油腻老登的男性幻想”。类似的批评不只出现在余华身上，在社交媒体中，黑塞、双雪涛等男作家也开始被读者指出存在类似的段落。
童书领域也能看到类似的趋势。2025卡内基儿童文学奖的两部获奖作品都与男性气质有关，《格拉斯哥男孩》（Glasgow Boys）讲述两名性别气质迥然相反的男孩处理各自创伤的故事，不论他们选择的是攻击还是回避的方式，都可以被视为两种“功能失调”的男性气质的典型。《虚无之王》（King of Nothing）则是关于一位硬汉的故事，他深受青少年帮派文化的熏陶，却与学校里最不酷的男孩渐渐建立起深刻友谊，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有人指出，儿童文学或许可以成为一剂对抗男性圈文化和网络厌女症的解药。
这一趋势已经受到出版业的关注。今年五月，英国作家兼评论家裘德·库克（Jude Cook）创办了一家名为Conduit Books的独立出版社，专注于出版男性作家的作品——例如父亲身份、男子气概、工人阶级男性以及“作为一名男人如何应对21世纪”等主题。库克认为，男性与女性作家的地位对比在过去十年发生了逆转性的改变，“雄心勃勃、风趣幽默、政治性和理性的男性小说正在被忽视。”有学者指出这背后的社会语境，《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显示，女性读者目前占据了美国小说销量的约80%，男性对文学小说兴趣的下降体现了他们在情感、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倒退。
04 消失的作家
关键词：抄袭风波、创意写作智能体、slop
2025年，一位名为“抒情的森林”的读书博主牵出了国内文坛最大的一场风波。通过发布文本对比图，“抒情的森林”指出多位作家在小说中“过度借用”他人文本的现象，其中既有畅销名家，也有青年新人。部分作家对此做出回应，公开承认“不小心将喜爱的句子带入小说”，或是私下表示“理解和虚心接受”，也有人认为查重对比的鉴别方式站不住脚，或声称“如果一致就一定是抄袭，那对大地上所有相似的解读都是在互相抄袭”。然而，更多作家选择保持沉默。
在“抒情的森林”带动下，更多读者开始自发对比文本，并发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只因重合文本多数是日常对话或细节描写，在阅读时很难分辨。在震惊之余，读者们也开始思考：模仿和抄袭之间的界线在哪里？这些“过度借用”又为何会发生？评论家张定浩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并不能因为相似之处少，或是在作品中所占比例小，就淡化这种行为的严重性，“文学就是从字句开始的”。“文穴Literaturecave”的一篇报道则指出，这或许与高校创意写作的模仿训练有关，而当下活跃的青年作家又多数出身于这一系统。
事发后，包括《杭州文学》在内的部分文学刊物宣布招聘“抄袭与AI创作鉴别编辑”。同时，“抄袭”争论也在从文学向外蔓延，脱口秀、知识付费、短视频创作等领域也开始出现侵权纠纷，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作家于是指出：“传播于网络空间的自媒体内容已在盗版、洗稿、引用、转译等多种搬运中聚合成一个巨大的‘信息冗余体’。在自媒体领域，‘原创’的概念正在变得复杂。”
这场争论在八月被推向另一个节点。有读者发现，文学杂志《收获》前编辑曾在2019年推出一款以浓缩书为主要功能的人工智能产品，其中收录了包括《收获》在内的大量文本资源，有人将这一技术与此前的抄袭争议相关联，怀疑作家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文本的检索、拼接乃至写作，至今未得到公开回应或确证。但它显然揭示出一种当下普遍存在的恐惧，人们逐渐发现：“作者”消失了，这种解构可能来自文坛内部，也可能来自人工智能的取代。
后者的威胁显得尤为直接。今年三月，OpenAI执行长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发布了一篇完全由ChatGPT撰写的小说，他声称这一尚未发布的模型“擅长创意写作”，并且“对元小说的感觉把握得非常到位”。六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推出的国内首个创意写作智能体——“灵咔灵咔”创意写作智能体正式上线，据介绍，其目标是一小时完成一部3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卫报》年底的一篇报道显示，超过半数的英国小说家认为人工智能将取代其工作。
更突出的隐患是，“人”的痕迹开始在写作中消失。《大西洋月刊》采访数位语言学家发现，人工智能写作的大规模应用可能会催生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语言将变得标准化、扁平化，它不仅体现在拼写和语法的准确，也包括文体风格的趋同。《纽约客》作者约书亚·罗思曼（Joshua Rothman）也在一篇专题文章中指出，人工智能可能“把人类的原创性淹没在一片无动机、公式化的艺术海洋之中。”这呼应了韦氏词典的年度词汇“slop”——通过人工智能批量生产、质量低劣的内容。
同样的处境也发生在翻译行业。今年七月，英国公司GlobeScribe推出一项人工智能小说翻译服务，并经过“广泛的盲测”，表示母语人士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无法可靠地区分AI和人工翻译的文本。对此，有译者表示反对，认为文学翻译不只是简单的准确，还包括对文本背景的再现，AI翻译将进一步导致语言“贫乏化”。尽管这一取代还未全面发生，但它已然重塑了行业生态，界面文化采访多位译者发现，在人工智能冲击下，市场需求的纯人工翻译岗位急剧下降，越来越多机构选择采用MTPE（machine translation+post-editing，译后编辑）模式，历史悠久的翻译经验正在流失。
05 离开的，留下的
关键词：拉美文学爆炸、简·奥斯汀诞辰、纪念张爱玲
今年也有一些作家离开了我们。四月，诺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辞世，在中文世界引发怀念热潮，长期以来，包括略萨在内的拉丁美洲作家被视为深刻影响了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应景的是，回忆录《“文学爆炸”那些年》在十一月出版，译者之一侯健发文写到，“文学爆炸”如此重要，又难以被准确定义，它既是文学运动，使南方文学赢得世界的关注，同时也是政治和社会思潮，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当然它也有缺陷，尤其是今天看来，这场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女性作家的声音。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和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也在今年离世。二人的写作充满政治色彩，也都曾经历过作品被审查、禁止。提安哥对非洲本土语言和殖民主义有着深刻反思，克里玛的作品则是从纳粹集中营写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他将文学创作视为对抗死亡、遗忘与强权的核心方式，曾这样说道：“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如果布拉格还仍然存在，还没有失去它的魅力或美，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像它的人民一样，一直坚持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简·奥斯汀在今年迎来250周年诞辰，世界范围内都在以读书会、影视改编、展览、舞会等不同方式纪念这位英国女作家。两个半世纪过去，奥斯汀的受欢迎程度丝毫没有减弱，这是为什么？《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一篇文章指出，奥斯汀笔下的婚姻之路更接近一种自我完善，主人公必须成长为一个配得上被对方所爱的人，而这恰好填补了当代人情感生活中难以言说的空缺：在情感泛滥、个人欲望被无限抬高的时代，奥斯汀的含蓄与克制创造了一口情感的深井，让人们重新看见他人的存在。
今年也是张爱玲逝世30周年。学者黄心村的著作《成为张爱玲》在今年推出简体版，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专访时，黄心村指出，大众对于张爱玲晚年在美国的生活存在理解误区，即认为她流离潦倒，创作不复当年，但从留下的手稿来看，张爱玲确实是写到最后一刻的，她褪去早年的华美和雍容，不在意他人建议与读者反响，纯粹是为了写，“骨子里的东西出来了”，她与外界的联系不再通过空间，而是时间，“时间的无涯荒野”变得特别重要。
此外，两部名作在今年迎来出版百年纪念，分别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百年过去，这两部小说出乎意料地击中了当代生活的某些面向。透过社交媒体，名人和网红的奢靡生活如今已成日常，随着经济起伏，人们或许更容易理解盖茨比故事里向上攀爬的欲望，以及美梦幻灭后的失落。在中国，读者们念起伍尔夫的开篇句“达洛维夫人说她要亲自去买花”，像是在重复一句女性主义口号，伴随着更多女性在街头重拾自己。
06 文学的未来
关键词：直播带货、《泥潭》、书展文创、素人写作、时尚与文学
危机之中，未来文学会去往何方？几乎所有从业者和读者都在思考这一问题。在过去一年，我们也能看到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新动态，答案或许在它们之中。
直播带货仍然是当下最强有力的图书销售渠道，知名主播董宇辉更是在今年被授予人民文学奖“传播贡献奖”——他曾在一场四小时的直播中创造了卖出8.26万套，99.2万册，成交金额1785万元的成绩。对于这一奖项，有批评者认为是文学顺应流量的“堕落”之举，界面文化采访多位业内人士发现，在文学图书日渐低迷的时代，直播带货的销量是实实在在的，如中信大方的文学主编刘玮所说，董宇辉的获奖回应了文学中强调人性平等的一面，但另一方面，阅读始终是出于个人内在需要的自发举动，话题与流量过后，“最后一程”仍需读者自己完成。
除了直播带货，今年的出圈图书很大程度上仍与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密切相关。90后作家刘楚昕的新书《泥潭》至今销量已达80万册，在纯文学领域堪称一骑绝尘，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漓江文学奖”的一段发言在短视频平台被剪辑传播，界面文化报道指出，是否触及当代情绪，尤其是贴近短视频的内容逻辑，成为了图书能否出圈的关键门槛。此外，歌手邓紫棋的首部长篇科幻小说《启示路》也创下令人意外的销售成绩，这揭示了另一种图书出圈路径，即依托强大的粉丝基础，通过出版社、唱片公司和流媒体平台的多方力量共同打造出版和营销方案。
今年八月，上海书展如期举行。从去年的“上海敲章展”到今年“上海文创展”，书展的“含书量”引发不小的讨论，有人担忧文创的喧宾夺主会让阅读进一步式微，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多位出版人士表示，文创更多是提供了另一种触达文学的方式，不少人会被文创打动进而阅读相关的图书。此外，从书展来看，影视改编对图书销售的带动效应依然明显，《罗小黑战记》《浪浪山小妖怪》《沙丘》等热门影视图书都名列畅销榜前列。随着阅读方式的碎片化、轻量化，小开本也开始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十一月，首届小红书文学节在上海举行。在图书市集、文学活动、音乐会等项目外，小红书还发起了第二届身边写作大赛，据透露，本次大赛共收到2.7万篇投稿，总字数近4000万字，比去年超出一倍多，参赛者多数并非专业作者，最终竞赛单元的评委大奖授予70岁的肖大妹，她的作品《一街人生》记录了广西桂林一处乡镇的老年生活，颁奖词写道：“她用挥锄头的手写下一生，以此向世界白纸黑字地证明，自己是怎样的活过。”在文学节现场，肖大妹站在海报前，上面写着标语：“奶奶可以写，你也一定可以。”
可以看到，过去几年开始流行的素人写作在今年进一步得到发展，除了小红书，各大出版社继续布局不同的素人写作书系，《跑外卖》《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在工厂梦不到工厂》等作品都受到不少读者的喜爱。今年十月，备受关注的法国年轻作家爱德华·路易来华，在北京与作家胡安焉进行了一场对谈，胡安焉的发言或许解释了自传性写作在当下的意义：“当你成为工具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跟别人替换。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可能是我们追求独特的个人价值的一个途径、一个手段。”爱德华·路易将其中的力量形容为“一种私密生活的政治”——当无数个人生活叠加在一起，可以制造一种巨大的变化。
回到文学节，在文学越来越“不值钱”的时代，以美妆、旅行等生活方式起家的小红书要选择这样的“反向操作”？其实这并非个例，同样在十一月，时尚品牌Miu Miu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一场主题为“女性成长启示”的读书会，围绕波伏娃、张爱玲等作家展开对谈，还邀请刘浩存、李庚希等明星嘉宾到场朗读图书段落。过去几年，文学正在成为时尚界的新宠，除了各大品牌与文学活动合作，许多名人也开始主持自己的读书俱乐部，其中歌手杜阿·利帕更是被《卫报》称为“当代最优秀的文学采访者”。GQ杂志的一篇报道分析，这样的选择既源于时尚与文学长期以来的相互启发，也有其现实策略考量：文学的“慢”特质刚好与时尚、社交媒体的“快”形成反差，同时，新品不断的时尚行业难免面临浪费的舆论质疑，此时成为图书这种亲民艺术行业的赞助者，是缓解道德压力的常用方式。但与前面提到的种种新形式相似，在“格调象征”之外，图书是否真的被阅读，这仍然未被解答的问题——到底是阅读本身很酷，还是“被别人看到在阅读”才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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