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于1982年国际商史会议期间，夏威夷檀香山。
一排右一裘锡圭、右二林沄、右三钟柏生、右四饶宗颐、右五王贵民、右六郑振香、右七张光远、右八张光直。
二排右一高至喜、右二杜正胜、右三张聪东、右四安金槐、右五高友德。
三排右一张秉权、右二伊藤道治、右三高岛谦一、右四张政烺、右五杨锡璋、右六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
四排右一周鸿翔、右二夏含夷（Edwards L.Shaughnessy）、右三高去寻、右四夏鼐、右五顾道伟（David Goodrich）、右六雷焕章（Jean A.Lefeuvre）、右七Ann Holmes、右八司礼义（Paul L-M Serruys）。
五排右一倪德卫（David S.Nivison）、右二胡厚宣、右三祁泰履（Terry Kleeman）、右四赤塚忠。
《有凤来仪——夏含夷教授七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工作快结束的时候，出版社希望配上照片。夏含夷先生精心挑选了一些给我。其中有一张1982年9月在夏威夷檀香山召开的国际商史会议的集体照，照片上有三十一位甲骨文和商史研究者。夏先生提供了部分人名标注，我想尽可能补全标注。
一、集体照
四十二年前，夏含夷还在读研究生，他站在四排右二的位置。他左手边四排右一是这个会议的组织参与者之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周鸿翔。周热心中美之间学术交流，1990年又组织了洛杉矶夏文化国际会议。另两位组织者张光直和吉德炜为本次檀香山商史会议承担了更多的工作。[1]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在一排最左面，9月7日下午，他发表《殷墟五号墓与殷墟考古上的盘庚、小辛、小乙时期问题》。张光直是殷墟发掘工作主持人李济的学生，李济1955年把张光直送去哈佛。张光直取得的最大成绩是发现了商代王族中存在着两大集团，轮流继承王位。吉德炜说张光直的《商文明》“使西方有关早期中国的教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光直的贡献就像《圣经》一样，人们从那里出发，并一次次地回到那里寻找信息与启示。”[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非常遗憾没有出现在这张照片上，他在9月11日上午的会议上发表论文《王制与亲族制，晚商王枝系》。
照片上夏含夷的背后，五排右一是他的导师、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David S.Nivison）。倪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两篇论文，9月8日上午发表《卜辞中“贞”字意义》、10日上午发表《试论夏商纪年》。倪德卫当时兴趣已从章学诚转向甲骨文、金文。此后一直到2014年去世，他一直在研究年代学和《竹书纪年》。他和夏含夷共同发明了西周“双王年”说，并且为此讨论、争论了几十年。1978年12月的某个下午，夏含夷在倪的办公室，第一次表现出了对甲骨文的兴趣，他回忆道：“谈话基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3]1979年倪在斯坦福开了一门中国古史课。在讲到陕西扶风庄白新出的微氏家族铜器时，倪德卫首次把铜器铭文上的日期和《竹书纪年》联系起来。倪的这门课培养了三个了不起的学生，吉德炜、夏含夷、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班大为后来成为天文史家。吉德炜是旁听生。夏对我说：“倪会说吉是他的老师，至少是他的甲骨文老师。”吉德炜60年代末在台湾地区访问时学会甲骨文，已在伯克利任教七八年。倪德卫时常跨越旧金山湾去向他学习甲骨文。[4]吉德炜后来利用甲骨卜辞写了《商代史料》，夏含夷利用青铜器铭文写了《西周史料》。吉德炜晚年遭遇车祸脑受伤，身体恢复后完全失去了认读法文和汉字的能力。
夏含夷的右手边是四排右三的高去寻、再过去四排右四是夏鼐，两位史语所的老朋友，阔别三十五年后再见，说不完的话。夏鼐9月7日下午发表论文《殷代玉器》，会议期间，他两次去图书馆查阅Hansford的Chinese Carved Jades（《中国的玉雕》）。五排右二胡厚宣、三排右四张政烺也是史语所老人。9月8日上午，张政烺发表《妇好略说》。9月9日上午，胡厚宣发表《卜辞“日月又食”说》。
杜先生回忆，张光直办这个会，想把当年发掘殷墟的老人聚一聚。石璋如可惜未能与会，杜先生顶替了他的名额，在二排右二的位置。石璋如参加了第四至第十二次殷墟发掘，与郭宝钧共同主持第十三次发掘，与梁思永共同主持第十四次发掘，并在1937年独立主持了抗战开始前最后一次第十五次发掘。石先生与刘燿（尹达）是非常好的朋友，当他得知同样获邀请的尹达不能与会时，把自己的名额让给了刚入史语所不久的杜先生。尹达第二年病逝。三排右一是随史语所迁台的张秉权，9月8日上午张发表《论妇好卜辞》。张秉权的《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编》成为1979年倪德卫他们上课的教材。颜世铉兄看照片的时候，误把张秉权认作自己的老师李孝定。后来从台北的史语所找到李孝定、张秉权的身份证件照和工作照片，才算确认。罗泰回忆：“檀香山会议，为海峡两岸的资深学者，如来自北京的夏鼐、张政烺（生于1912年）和胡厚宣（1911-1995）以及来自台湾的高去寻（遗憾的是，石璋如没能成行）等，提供了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交流的机会——也是最后一次。并且，这也是1950年后参加安阳发掘的大陆学者和研究战前发掘资料的台湾同行之间的第一次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为其以后的经常交往开创了良好的先例。”[5]
唐际根兄认出了杨锡璋，他在三排右五。杨锡璋1962年起一直在安阳工作站参加发掘殷墟，杨在9月11日上午发表《商代的墓地制度》。一排右六郑振香是际根兄的老师，她时任安阳考古队队长，1976年主持发掘了殷墟妇好墓。孟繁之兄确认了三排右六的罗泰。罗泰的样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汪涛兄说：“有点像，但不肯定。”很多先生看照片都无法辨认。罗泰其时刚开始在哈佛读研究生，之前在北大进修。1988年获博士学位，是张光直的学生。繁之兄又请聂菲先生确认了二排右一的高至喜。陈星灿兄确认二排右四安金槐。安金槐在60年代初根据偃师二里头陶器特征，提出夏、商分界当在偃师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之间。1977年，安主持了登封告成镇王成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年11月的登封会议上他指出这有可能是夏代的城址，或有可能就是夏代早期阳城遗址。9月7日上午安金槐发表《郑州商代城址及有关问题》。星灿兄又确认二排右五的高友德。高当时在哈佛随张光直读书，1985年进史语所（史语所入职档案姓名 “高有德”，1985.10-1990.12在所），后离开学界。李匡悌先生说他离职去了美国。蔡哲茂先生说自己的老师松丸道雄遗憾未能与会。松丸已经向会议提交论文《再论殷墟卜辞中田猎地问题》。夏鼐日记记载，9月11日上午，“松丸以目疾不能来，故改而插入钟文。”钟柏生发表论文《殷墟卜辞中所见农业地理》。钟在一排右三，他时任教花莲师专，1983年8月，钟受聘史语所，兼代甲骨文研究室主任。钟先生说，会议原来准备了地理组的讨论，邀请了研究殷商地理的松丸道雄、李学勤、吉德炜、许进雄几位。李学勤先生因事无法与会，李1959年出版《殷代地理简论》。
学术界当时刚开始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夏含夷先生提供给我的照片中有一张1980年在金门大桥的五人合影，星灿兄、郑岩兄好几个人看后都说了同样一句：“看张长寿先生笑得多开心。”邹衡先生应邀檀香山商史会，“因为北大不愿出路费，我又失去了赴美的机会。张先生很失望。”[6]会议发表的《商代气象统计分析》论文是周鸿翔、沈建华合写，但沈并未与会。她告诉我，当时她所在单位领导这样说：“我都没有去美国，你本事那么大去美国？”稍后，饶宗颐筹划编撰《甲骨文通检》，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沈访问协助工作，申请又被其单位拖延，第二年四月始成行。我知道夏含夷第一次在上海博物馆做访问学者时，馆内也限制研究人员与他接触。饶宗颐在一排右四，他研究甲骨贞人，所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962年获法国儒莲汉学奖。9月8日下午饶发表《殷代易卦有关占卜诸问题》。钟柏生告诉我，台湾地区五位学者的与会并不容易，曾受到台当局的一些阻挠。另一位来自台湾的张光远在一排右七，张在台北故宫博物馆长期研究青铜器。
右起：夏含夷、夏鼐、张政烺、马承源、张长寿。1980年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展览期间，拍摄于金门大桥。
杜先生说五排右四很像殷玮璋。马上被好几位朋友否定。殷玮璋9月7日上午发表了《二里头文化再探讨》，但他并没有出现在照片上。殷玮璋主持发掘了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他确定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遗存是早商文化，并推论二里头第一、二期文化可能是夏代晚期遗存。际根兄确信五排右四是童恩正。童先生没有出现在夏鼐日记中，夏含夷明确否认他与会。童1981年在哈佛访问。1982年，张与童正协议准备联合考古。有没有可能以国外大学身份与会又正好未被记录？找了多张八十年代前后他的照片，问曹玮等好几位先生，都不能判断。张光直与童恩正反复讨论哈佛与四川大学合作勘察“中国西南文化通道”，即横断河谷为主轴的从西北到西南以至南亚和东南亚的文化通道。因遭到反对终未成。[7]童1997年去世，张写《哭童恩正先生》。[8]
二、夏鼐日记
照片中的每位先生都得到几个相识者或其学生的确认，或者还找到确定的其本人照片。这些学者都大名鼎鼎景仰既久，这项工作非常容易，迅速就接近完成。只剩下三位无法确认：二排右三的胖先生、四排右七的红衣女士、五排右四的先生。
二排右三的胖先生
四排右七的红衣女士
五排右四的先生
夏鼐日记非常详确，与会的中方代表团十人，夏鼐担任团长，团员是：胡厚宣、张政烺、安金槐、郑振香、高至喜、林沄、殷玮璋、杨锡璋、王贵民。又有北大裘锡圭，以华盛顿大学代表名义随代表团一起赴檀香山。饶宗颐先生从香港飞，在东京机场相遇同行。日记记录发表论文但在照片中不能识别的有五人：赤塚忠、张聪东、许进雄、澳大利亚的巴纳（Noel Barnard）、美国女学者Virginia C.Kane。巴纳专门研究商周青铜器。张光裕先生说自己跟着老师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收藏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巴纳对大批青铜器进行铭文辩伪。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古文字会议上我见到当时已八十多岁的巴纳，双目失明笔直地坐在第一排听着年轻人宣读论文。
夏含夷先生向我指出，二排右三是赤塚忠，五排右四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张聪东。这行的西方女学者极少，四排右七红衣女士可能是Virginia C.Kane。但夏先生三次明确否认，指出红衣女是Anne Underhill。这三个位置也并不一定就在这五人中。
不排除本地教授或接待者进入照片，如李方桂、李浩、罗锦堂、SoceinⅡ、马幼垣、姜联成、土谷夫人、曾昭和（幼荷）、孙科的女儿孙穗英、王书林。李方桂是夏威夷大学退休的语言学家，侗台语研究开创者。罗锦堂研究中国戏曲史，马幼垣专攻中国小说史。SoceinⅡ是东南亚考古学家，前一年冬在巴黎与夏鼐相识，这次送了夏鼐他的论文抽印本。王书林送了夏鼐《论语译注》上下册。曾幼荷送了夏鼐画册和《中国书法论》三册，曾已故的夫君艾克写了第一部中国黄花梨家具图考。
中途进入的外来教授有更大可能，如赵令扬、尹乃铉。许倬云拄着双拐，照片中肯定没有他，他在匹兹堡大学，1980年当选史语所的院士。夏鼐日记说尹乃铉是韩国唯一研究甲骨的人，尹送了夏两本书，《商王朝史의研究》（1978）、《中国의原始时代》（1982）。赵令扬与饶宗颐一起来檀香山，此前数年，两人几乎同时在香港各出一本关于正统论的书。赵著《关于历代正统问题之争论》，1976年由香港学津出版社出版。饶著《中国史学之正统论》1977年出版，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新版。另外，还可能会有随教授前来的研究生。
夏含夷在檀香山会议上担任翻译。会议结束后，由美中交流基金会邀请，与会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了为期两周的美国旅行，行程是：夏威夷—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纽约—洛杉矶， 夏含夷陪同旅行。夏说旅途中，他每天早上陪张振烺、晚上陪林沄散步，收获极大。[9]一排右一裘锡圭先生以华盛顿大学代表名义与会，没有参加旅行。裘在9月11日上午发表《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司礼义（Paul L-M Serruys）是华盛顿大学教授，他在四排右八。1981年他70岁退休，去台湾翻译《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编》，直到1985年由高岛谦一接续翻译。9月10日上午司礼义发表论文《甲骨文的语音关联：文字鉴定及语音解释》。司礼义对古汉语研究精深，他培养了一批北美最权威的古汉语学家，包括丁邦新、马几道（Gilbert Mattos）、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柯蔚南（W.South.Coblin）、许思莱（Axel Schuessler）等。高岛谦一在三排右三，当时任教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研究重点是甲骨卜辞的形态。高岛在9月10日上午发表《甲骨文之名词化及名词的派生》。
三、胖先生
许进雄参加会议，9月10日下午发表了论文《通过象形文字演绎中国古史分期》。许1968年去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整理馆藏甲骨。林志鹏兄联系许先生。许回忆当时是第一次见王贵民，后来几次去北京，王贵民夫妇、齐文心都请他吃饭，成了好朋友。王贵民在一排右五。许说自己应该就在照片中，站在钟柏生后面。志鹏兄说：“是的，看来老师是第二排右三，图片说明这个位置的人名也是跳过，估计就是您。”许表示认可。杜先生也说他右手边的胖先生看起来像是许。许指认自己，话语权重当然最大。但是至少五六位他的熟人都说许从来没有这么胖过，包括同一研究室十几年的同事。
刘绍刚先生为《有凤来仪》题签，他建议去“说文解字”微信群求问，那里都是古文字学的前辈，此前另两张老照片的标注得到了群中很多先生帮助。群中的徐富昌先生打电话去加拿大问了许先生。这次问询的结果出人意料。许说再看二排右三不是他，他应该是在二排右二。但这个位置是杜先生。二排右三胖先生已经可以肯定不是许进雄，许不在照片中。许先生视力极弱。
这样夏含夷原先指认这个位置的赤塚忠再次变得比较可能了。但是认识赤塚的蔡哲茂、杜先生都否认。我写信告诉夏先生结果：“这个位置空缺。其他各位都已经确认。”
夏先生的回信再次让我坠入谷底。“二排右三如果不是赤塚忠，那可能是张聪东。上（前）面我指出的张聪东可能是赤塚。我知道许进雄参加了，但照片里没有人像他。其他的人都可以确定。”考据学的最基本原则“不可隐匿证据”把我逼到了绝境。当事人有新的怀疑，我就只能完整去做这两个人的证明。感觉上，胖先生比较像日本人，后排最左的比较像华人。求问日本的古史学者高木智见先生，他说遗憾无缘拜识赤塚前辈。但高木先生想起日本的《东方学》出过赤塚忠特集。第二天，高木先生专程去了图书馆。《东方学》126辑首页就是赤塚忠的大幅照片，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高木来信：“与你猜想的刚好相反。”转天寄来了赤塚的照片。五排右四果然是赤塚忠。赤塚忠9月9日上午发表《商代における十二支的意义》（夏鼐日记误作《商代にける十二支的意义》）。赤塚忠1977年在东京角川书店出版《中国古代的宗教和文化——殷王朝的祭祀》。
二排右三胖先生因此可能是张聪东。陆续也得到多项证明。出版社转来程少轩兄的一个提醒，《新果集》中发表过这张照片。另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六期中也发表过这张照片。两书中的这张照片都有部分未能辨识，前者漏标了八个人，后者有三个位置标注为“不详”。后排最左的先生和四排右七的红衣女士均未能辨识。但是，二排右三的胖先生，两者都明确标注为张聪东。《新果集》是为林沄先生贺寿的论文集，其中照片当来自林本人。张聪东于9月10日上午、11日上午会议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关于周原甲骨的论文，遭到林先生批评。《夏鼐日记》史笔传神：“张聪东《周原卜辞试释，并论其年代及来源》，以为那批甲骨乃殷人占领周原俘获文王东行所留下的。宫室被焚，以后并未重建，实是信口假说。林沄起来批评。林氏先行退席，去看吉大的原客座教授，余人继续讨论。”激烈争论至中途退席，场面相当激烈。林先生对此肯定印象深刻。胖先生是张聪东无疑。林沄在一排右二，9月7日上午他发表《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的关系之再研究》。少轩兄后又转来《林沄文集》自序，四排右五David Goodrich有中文名顾道伟， 曾为林沄翻译过论文。可惜《有凤来仪》已经付梓未能标出。
四、红衣女士
夏含夷先生指出四排右七红衣女是Anne Underhill，当时身份是研究生，现在是耶鲁大学考古学教授。夏强调她的研究生身份，想来同样作为跟随导师参加会议的研究生，彼此可能会多一点接触。Anne Underhill中文名文德安，毕业于加拿大UBC，导师Richard Pearson是张光直高足。星灿兄、方辉兄两位与文德安有过合作，他们都说照片上的人和文德安本人有点象。当然四十年前照片上是年轻人。
少轩兄还是认为Virginia C.Kane较可能（他说他和蒋玉斌兄、赵欣淼兄讨论过）。Virginia C.Kane在9月8日上午会议上发表了《由安阳五号墓而衍出的诸历史上之矛盾问题》。苏荣誉兄告知Virginia C.Kane是南方青铜器研究专家，八十年代后与学界很少联系，2000年左右离世，找不到她的照片比对。
两个说法都没有确定的旁证证明。请方辉兄向文德安教授本人询问。结果文先生的回信特地在句子中用放大字号大写“NOT”。另外，她对后排其他两位外国学者表示怀疑。（这都已被确证，倪德卫2米的身高，普通人也无法企及。）
书马上就要下厂印刷，对红衣女的标注，星灿兄说：“我觉得‘未详’比较好，尽管夏日记有Virginia C.Kane参加的记录，但合影也可能是其他人，没人指认是她，所以严谨一点说未详比较妥当。”星灿兄说得对，无法确认只能接受失败的结果。相当失望。
忽然又接到夏先生的信：“我刚刚问了罗泰。他认识她，是吉德炜的学生Ann Holmes。以后她没有毕业，没有继续做学问。”照片标注出乎意料地圆满了。夏含夷有惊人的记忆力，所以能记住很接近的名字“Anne”。罗泰先生能如此准确地记住她的名字真是令人惊叹，四十年前其他大学教授的研究生，还是没有毕业就离开学术界的。想必他也有很详确的日记保留吧。
标注工作完成后，我整理笔记成文请夏先生审阅。夏指出了原文的两处错误。吉德炜向赵林学甲骨文不是70年代初在美国，而是此前吉德炜去台湾地区访问时。此后赵林先生回复我的询问，说他1967-1969年在史语所任助理员，“吉德炜是时来史语所看书，并向我讨教，每次问答约30-40分钟，通常在午餐时间，为时约有一年。”隔天又再次来信解释，说他是1968年8月请假赴芝加哥大学读书，因此准确的教学时间是1967-1968年。附信寄来一张当年在胡适纪念馆前的照片，说就在这个地方问答。夏先生指出的另一个错误是我原说吉德炜是最早认识甲骨文的美国人。夏指出清末方法敛已能释读甲骨文。夏先生写《西观汉记》，其中有一节“从方法敛到吉德炜”。
夏先生附寄了一张黑白合影照片，证明Virginia C.Kane不是红衣女士。夏标注了照片上所有人物：巴纳、马承源、Virginia C.Kane、夏鼐、夏含夷、张政烺、张长寿。照片正中夏鼐坐着，其背后左右两侧站着Virginia C.Kane 和夏含夷。照片上Virginia C.Kane 是略瘦的中年白人女性，戴宽大变色眼镜，硕大的爆炸发型。夏鼐手中拿着冉方鼎，说明这张照片是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拍摄。结合照片上的几位中国专家，拍摄应该就在1980年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展览期间。夏鼐日记中记录这天是6月10日。“上午倪德卫、吉德炜陪我们参观东亚美术馆，在金门公园中，因为时间关系，只参观青铜器部分，楼上近东及东方部分粗看一遍。到图书馆参观精品书、古物及犀牛尊、方鼎等，互赠书籍，告辞出来。此次除馆长外，馆员如乐高子、谢瑞华及李思德都出来接待。我们赴机场，不久即登机，2：45分起飞。”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在金门公园里，2003年搬到现址市政厅附近。
右起：巴纳、马承源、Virginia C.Kane、夏鼐、夏含夷、张政烺、张长寿。1980年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展览期间，拍摄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冉方鼎
贝格利先生也确认了七人黑白照片中的Virginia C.Kane。文章写成送王海城兄，又蒙告之，Virginia C.Kane是罗越（Max Loehr）在哈佛的第一个学生。在她之前罗越在密歇根还有一个学生高居翰（James Cahill，中国绘画史）。她之后罗越还有一众弟子：Anne de Coursey Clapp （葛兰佩，明代绘画，卫斯理学院）、 Thomas Lawton（罗覃，弗利尔原馆长）、 Robert Maeda、 Susan Bush（卜寿珊，中国早期画论）、Susan Nelson（宋元绘画，印第安纳大学）、Louisa Fitzgerald-Huber（研究齐家文化）、Doris Dohrenwend（玉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C. C. Riely （李慧闻，董其昌研究专家）、 Robert Bagley（贝格利，商周青铜器）、苏芳淑（商周青铜器）。贝格利是商周青铜器专家，夏含夷和鲁惟一主编《剑桥中国上古史》，贝格利写了《商代考古》部分。Virginia C.Kane1970年博士论文是关于安阳青铜器，是当时最全面的研究。其后长期在密歇根大学，但没有自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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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含夷、朱渊清《远方的时习——夏含夷访谈》，《澎湃新闻》2023年6月14日。
[2] 吉德炜《死而不亡——张光直的贡献》，《四海为家——纪念考古学家张光直》，196页，三联书店，2002年。
[3] 夏含夷《序》，倪德卫《天文、断代与历史——倪德卫早期中国自选集》，页2，香港中华书局，2021年。
[4] 夏含夷《序》，倪德卫《天文、断代与历史——倪德卫早期中国自选集》，页2，香港中华书局，2021年。
[5] 罗泰《追忆张光直》，《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264页，三联书店，2002年。
[6] 邹衡《永恒的友谊——忆我和张光直先生的交往》，《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11页，三联书店，2002年。
[7] 俞伟超《往事追忆》，《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18页，三联书店，2002年。
[8] 张光直《哭童恩正先生》，《考古人类学随笔》，页176—180，三联书店，1999年。
[9] 夏含夷、朱渊清《远方的时习——夏含夷访谈》，《澎湃新闻》2023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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