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赛努奇藏书画首次来沪：“留法”的齐白石林风眠回来了

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幕，有志于艺术创新的中国学子奔赴欧洲学习西洋绘画，同时活跃在中国画坛的艺术家坚持复兴晋唐宋元和文人画传统。

从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等专注于水墨画探索的中国画家，到林风眠、常玉、赵无极等尝试中西绘画相融合的旅法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在当时的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相聚、展出，向欧洲各地的观众讲述中国艺术家的艺术探索。9月5日，“行云流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代中国绘画展”在上海东一美术馆开幕，带领观众一窥当时的“留法”艺术珍品。

澎湃新闻在展览现场看到，此次展览甄选了法国巴黎赛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的89件馆藏，分九个展区，汇集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林风眠、傅抱石、溥儒、谢稚柳、常玉、潘玉良、赵无极等36位艺术大家的作品，以及珍贵的馆藏影像。

该展览以20世纪中国绘画的发展轨迹为线索展开——从世纪之交对中国书画现代化的不同尝试、二三十年代赴法留学的热潮、抗战内迁时期在西部的创作发展，再到战后中国艺术家重返国际舞台，并以当代的水墨实践结尾。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张大千作品

今年恰逢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这一展览也被纳入“法中文化旅游年”“中法文化之春一一中法建交60周年特别呈现”，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推出的城市形象推广重点项目《奔流》首季“上海——巴黎”双城系列对话活动。

赛努奇博物馆与文化外交官郭有守

此次展览的藏品来自赛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e Cernuschi）。该博物馆坐落于巴黎8区，邻近蒙梭公园（Parc Monceau），以其创始人——银行家、记者和收藏家亨利·赛努奇（Henri Cernuschi）的名字命名。博物馆自1898年落成以来，装满了赛努奇从亚洲带回来的藏品，在1876年到1896年间，就已经是亚洲艺术爱好者的圣地之一了。后随着馆藏数量与种类的递增，最终成为法国第二大亚洲艺术博物馆。这里既是中国艺术和考古学的重要中心，也是亚洲文化的主要展示场所。

法国赛努奇博物馆外景

东一美术馆执行馆长谢定伟告诉记者，赛努奇博物馆与数代中国艺术家有着深厚的渊源。在1946年二战结束后不久，赛努奇博物馆就组织了一次大型展览“当代中国绘画展”：展览汇集了众多20世纪初中国艺术大师，如齐白石、张大千的作品，被列入展览的还有不少20年代留法艺术家如林风眠、徐悲鸿的作品。

谢定伟表示，“与这批画家的名字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位文化官员——郭有守。很多了解艺术的人都知道中国艺术家张大千与毕加索相会的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张大千得以认识毕加索，是郭有守的手笔。”

展览现场，文献资料，张大千与毕加索

展览现场，展出的文献资料，张大千对话安德烈·马松

许礼平先生在《旧日风云》一书中写道：“大千不擅英语更不懂法语，郭有守则通晓英法德诸种语言，在法兰西文化界吃得开，所以大千在欧洲各国举办画展的接洽推动、登广告搞宣传、拜会毕加索等，都由郭有守打点安排。在巴黎，大千偶住大使馆武官处的大房子，而多住在郭有守的私寓。”

郭有守是一位带有传奇经历的教育家、收藏家和联结中法和中欧的文化大使。1918年，郭有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鼓励下，前往法国巴黎深造。1928年于法国索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留法期间，他结识了中国艺术家徐悲鸿和常玉等，同时还是著名艺术团体“天狗会”的活跃成员。回国后，任教育部秘书长，抗战时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他的艺术收藏始于战时在四川避难的艺术家的支持。

赛努齐博物馆内景 @Cernuschi_Paris Musées_©Pierre Antoine

而赛努奇与中国艺术的结缘离不开郭有守的牵线搭桥与推波助澜，他是赛努奇博物馆中国绘画藏品的主要捐赠者之一。通过多次捐赠个人收藏和频繁举荐中国艺术家，郭有守成为中欧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文化大使，以让西方社会见识了中国绘画。1966年4月，郭有守从事中共情报工作身份暴露，历经艰险回到北京。

如今，他捐赠的部分作品跨越重洋，首次来到中国本土亮相。

中国画家的绘画探索

走入展厅，观众首先能看到熟悉的诗句“大江东去浪淘尽……”，是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书法作品。据悉，这是法国外交官乔治·勒孔特在1920年代赴汉口时见证了康有为书写此轴，并在1947年将其赠予赛努奇博物馆，成为该馆收藏的第一幅现代中国艺术作品。

展览现场，康有为书法

康有为作品边，则呈现了吴昌硕与姚华的书画作品，两人同属晚清的最后一批文人士官，都精于诗文、书法和金石学，书画中自然带入了碑学的刚健之风。其中，姚华笔下瘦高的画瓶刻意用缓慢古拙的线条勾勒，与落款“残臂”呼应，而自题词《蝶恋花》以花代表春光易逝，影射受战乱摧残的北京城。

展览现场

中国画的发展也离不开本土艺术家对古典脉络的传承和创新。传统的山水、花鸟画承载着民族文化意识与笔墨技法，在中国绘画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时期，活跃在中国画坛的艺术家如齐白石、张大千、溥儒、于非闇、傅抱石、谢稚柳、陈之佛等不断地借鉴古典传统绘画，开创出一片繁星闪耀的艺术天空。

这其中，齐白石无疑是名气最响亮的。齐白石出身贫寒，以工匠身份起步，自学书画和篆刻。齐白石以宿墨入画，通过墨色的浓淡变化，大刀阔斧构建画面层次，并在牵牛花处借鉴吴昌硕的着色，大胆使用来自西画的“洋红”，成为其艺术标志之一。展厅里，其作品《牵牛花图》中的色彩正是这一代表。

齐白石《牵牛花图》，1950年 ©Paris Musées : Musée Cernuschi

齐白石《喜鹊图》，1930年代 ©Paris Musées : Musée Cernuschi

与齐白石齐名的是张大千，他在20世纪50年代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又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赛努奇博物馆馆长易凯告诉记者，“张大千于1956年在赛努奇博物馆和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和近作展、1961年在赛努奇举办了画展。他的画作无疑是本次展览的重点。”

张大千《凌寒高阁图》 1946年， ©Paris Musées : Musée Cernuschi

张大千《李氏像图轴》， 1941-1943年间， ©Paris Musées : Musée Cernuschi

在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张大千的巨幅墨荷及早年的山水精品，以及他在敦煌之行不久后绘制的两张敦煌人物画——杨贵妃和曹议金夫人，即回鹘公主李氏。其中李氏像临摹了敦煌16窟甬道里的供养像，并大胆上色，尽显敦煌人物画的风采。杨贵妃像则为原创之作，但透露出唐人壁画的印记。张大千以工整流畅的白描手法再现了这一传奇历史人物，将敦煌的宗教之美转化为世俗之美的表达手段。

谢稚柳《山水》，1947年 ©Paris Musées : Musée Cernuschi

谢稚柳《翠鸟红叶图》，1948年 ©Paris Musées : Musée Cernuschi

相比张大千的大开大合，“北溥”溥儒则是清皇室出身，自幼饱学，潜心书法与绘画，其山水、小品等绘画洒脱恬静、独具文人名士的超逸之风。而谢稚柳在40年代的作品则体现出他对宋元山水的兴趣。

人物山水画大家傅抱石在意境营造方面特立独行，对线条的描绘以及水与墨的交融别开了传统的新风，是一家独创的面貌。傅抱石曾在日本留学，彼时王羲之和兰亭题材流行于日本艺术界，而展览中，则可以看到傅抱石以“兰亭”为主题的创作。在边上，则有同样留日的沈尹默的临《兰亭序》。

展览现场，沈尹默书法与傅抱石作品

展览现场，溥佺《山水课稿》

相较于上述完整的绘画作品，展览中也呈现了“不完整”的绘画创作。展厅中，观众可以看到溥佺的《山水课稿》，示范了山水画从构图到上墨的过程。溥佺曾在辅仁大学授课，私下则教授彼时旅居北京的西方人学画，如德国记者弗里茨·范·布里森（Fritz van Briessen）、英国画家达舜明（Katherine Talati）等，其课稿则记录下中国画家亲自向西方解释与教学中国画的初次尝试。

在法国的中国艺术家们

正如郭有守的经历所示，赛努奇博物馆的现代中国绘画收藏与19世纪中法两国人文艺术交流的兴起密切相关。如果说上个展区是中国画家向西方人展示、教授中国绘画的实验室，那么展览的下半展区则呈现了反方向的碰撞，即中国画家在西方学习西洋画的历程。

1919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徐悲鸿，林风眠为代表的中国艺术青年赴法学习美术。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系统学习绘画艺术，课余则到欧洲各地博物馆临摹画作并吸收各家各派所长，进而对西方绘画技法乃至艺术派别和体系形成深入的理解和掌握。

展厅中，旅法艺术家的作品将向观众呈现当时的中国艺术家是如何在吸收欧洲学院派艺术理念和技法之后，为20世纪的中国绘画的成型与发展所作的贡献。其中，徐悲鸿于1919年赴法学习近十载，是中国引入西方学院派油画的领袖。他在归国后创作了大量素描和油画，同时对传统中国画的笔墨与造型作出创新与发展，形成了20世纪新国画的独特风格。

同样在艺术与教育深入耕耘的林风眠，他的作品在东西方艺术的贯通融合、追求神韵、意境和装饰的道路上独树一帜。林风眠与徐悲鸿大约同时期赴法，回国先后被任命为北平艺专（今中央美术学院）和新成立的杭州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校长。后来的“留法三剑客”，即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都是他的学生。抗战期间随学校内迁重庆后，林风眠从油画改攻水墨。赛努奇博物馆的收藏跨越了其不同时期的水墨创作，如四五十年代的戏曲、风景、花鸟和78年移居香港后的新发展，在调和中国画和欧洲现代艺术的探索中塑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在法国学院派的教育基础上，中国的艺术家们逐渐加入了属于中国的艺术元素。例如，艺术家常玉与蒙帕纳斯的现代派艺术家为友，写生时用毛笔与水墨一笔勾勒人体轮廓，用中国画中笔墨线条的变化取代铅笔素描排线产生的体积感。而画家潘玉良和雕塑家滑田友接受了扎实的法国学院派教育，但他们也在40年代后重拾水墨工具，创作出融合写生准确性和中国笔墨气韵的作品。潘玉良作品《穿红色旗袍的裸女》将油画与水墨结合，把对女性体型和身份的探寻融入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