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迈蒙尼德（1135/1138-1204）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犹太律法学家和哲学家。在其晚年完成的哲学经典《迷途指津》里，迈蒙尼德从亚里士多德式理性主义出发，解释“先知作品”（即犹太教圣经）里的种种措辞和“寓言”。《迷途指津》译为拉丁文后，对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乃至近代启蒙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然与律法——迈蒙尼德〈迷途指津〉解读》
张缨 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缨的新著《自然与律法——迈蒙尼德〈迷途指津〉解读》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从整体角度深度释读迈蒙尼德《迷途指津》的专著。10月20日下午，作者张缨、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董修元教授，以及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徐卫翔教授，来到上戏艺术书店，和读者一起讨论“迈蒙尼德何以成为经典？”。
张缨借用宋代大儒张载的话来形容迈蒙尼德的地位，认为他称得上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物。他以一己之力重写了整个《塔木德》律法，给出每条律法的最佳解释。张缨指出，迈蒙尼德博大的学问体现在：他一方面是律法学的权威，另一方面又精通逻辑学、数学、气象学、天文学、物理学、医学。作为一个哲学家，迈蒙尼德对托马斯·阿奎那和斯宾诺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延伸到20世纪，列奥·施特劳斯思想的形成也与他对《迷途指津》的深入研究高度相关。
“某种程度上，《迷途指津》是迈蒙尼德写给一位曾经跟他学习、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离开他的学生的，”张缨介绍，这位青年学子思维敏捷、精通律法，也学习过逻辑学、数学和一点自然科学，对有关神的事物感兴趣，对于知识的好奇心与并不完整的知识体系造成了他的困惑，《迷途指津》便是为这样的人所写。而按照斯特劳斯的说法，《迷途指津》还有两类非典型读者，一是遵循律法的一般读者，他们能够从《迷途指津》里获得有用的知识，另一类是在“所有的哲学科学上都受过充分的训练，而且不向权威低头的人”。“例如斯宾诺莎，他对迈蒙尼德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没有向他的权威低头，在我看来，迈蒙尼德或许是期待这样的读者的。”
“迈蒙尼德何以成为经典？”董修元说，这次活动的主题让他联想到加拿大犹太哲学研究者詹姆斯·达蒙，后者曾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谈论这个问题。“詹姆斯·达蒙借用著名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也就是后代的诗人总是会陷入前代诗人影响的焦虑中，想要活下去，就要有一种类似‘弑父’的方式来颠覆它，后世的犹太思想家好像也都陷入这样一种迈蒙尼德情结。”
张缨与董修元、徐卫翔对谈
张缨认为，阅读《迷途指津》是困难的，因为，迈蒙尼德一方面称这本书的“遣词造句带有高度的准确性和极度的精确”，另一方面又承认这部书里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很难判断矛盾说辞的哪一方是迈蒙尼德真正的立场。此外，迈蒙尼德会把对各主题的讨论分散在不同的章回里面，这也对阅读《迷途指津》构成极大的挑战。就内容而言，《迷途指津》是解释圣经的作品，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礼赞哲学的作品，它的核心关切点是解决哲学的思辨与律法的诉求之间的冲突。
在董修元看来，《迷途指津》从名字上看应该是一个指南，要给那些陷入启示律法和哲学思辨矛盾的这些犹太知识精英一条出路，但是迈蒙尼德又把它写成了一本谜语书，在书的开头就告诉读者，作者会故意自相矛盾的。很多希伯来语的读者、拉丁语读者，甚至也包括后面有一些阿拉伯语读者，在阅读迈蒙尼德的时候会参与到解谜的游戏当中，一旦有点获得，就产生一种巨大的智力愉悦。董修元评价，张缨的这部《自然与律法——迈蒙尼德〈迷途指津〉解读》相当于提供了整个迷宫的一个指引，这是国内没有任何一位学者做过的事情。
徐卫翔就自然与律法，即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在迈蒙尼德那里是否能够调和等问题，和张缨、董修元展开了讨论。在他看来，迈蒙尼德给出的方案不是直接告诉读者路在哪里，而是“用迷途来解开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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